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杰出的美洲爱国华侨领袖，美洲洪门组织的著名领导人，也是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对致公党的建立、发展和改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深受致公党人的敬仰和爱戴。 

　　司徒美堂在中国致公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致公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有充分依据的历史记载，在致公党有关书刊、文章和有些领导同志的讲话中，有时有不一致之处，一些党员也针对某些历史问题提出了质疑。应该指出，要厘清司徒美堂一生的重要经历及其思想脉络，尚需今后进行较深入的调研和开展较广泛的讨论。本文作者（以下简称“作者”）尽可能多地收集整理了国内现有历史文献和文史资料中有关司徒美堂的记载，对他在致公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演变，力求有历史依据、发展脉络较清晰、较客观的评析，以供了解和研究致公党和司徒美堂历史的参考。 

　　一、追随孙中山踏上革命征途 

　　洪门致公堂是美洲华侨组织中有悠久历史和较大影响的爱国华侨社团。明朝灭亡后，一批遗属志士，组织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取名“洪门”。从19世纪50年代起，洪门成员由于清朝的镇压和生活所迫，纷纷亡命海外，首先奔向南洋一带，后来到美国、加拿大和美洲其他国家，多数在美加开金矿、修铁路，受尽压迫、剥削和种族歧视。为了生存和斗争的需要，他们沿用了国内秘密组织的形式组织起来，很多华侨也加入了洪门组织，洪门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到1880 年前后，世界各地凡有华侨的地方，普遍有了名称不一的洪门组织。20 世纪初，洪门组织会员已达20 万人之众，华侨中十之八九，均加入了洪门组织，尤以美洲洪门组织声势最大。 

　　洪门致公堂是洪门中最大的组织，其宗旨是“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这表明洪门致公堂一方面团结和组织华侨为自身利益而斗争，另一方面关心国内革命，坚持反清斗争，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孙中山为了争取海外华侨支持国内的革命斗争，于1904 年1 月11 日在檀香山参加了洪门国安会馆。3 月31 日，孙中山从檀香山前往旧金山，受到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的热烈欢迎。孙中山为了改变洪门组织原先“章程陈旧，组织涣散”的状况，受致公堂的委托，起草了《重订致公党新章》，把兴中会的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列为致公堂的宗旨，二者有了完全一致的奋斗目标。孙中山在黄三德等人的陪同下，赴美国各地讲解整顿和改革致公堂的意义，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努力把洪门组织带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司徒美堂，向他宣传了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此后，司徒美堂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踏上革命征途。 

　　司徒美堂在17 岁时（1885 年）在美国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致力于反对清政府的斗争。1894 年，他在致公堂下组织了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 为号召，被拥戴为大佬。1909 年，司徒美堂任安良堂总理。安良堂还先后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休斯顿、迈阿密等数十城市设立了分堂和支堂，堂口人数达2 万多人，很快成为洪门致公堂中的实力派，并在致公堂堂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还被选为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晚年的司徒美堂回忆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我是致公堂的主要组织者”，“我还是安良堂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二、参加致公党“二大”，支持致公党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新发展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对洪门组织的整顿、改造和洪门组织积极支持和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为致公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1912 年1 月1 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美洲洪门致公堂积极要求在国内立案组党参政。然而，由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孙中山立足于吸纳，“逐渐归并”，并不赞成洪门组织立案组党。洪门致公堂决定先在海外建党，待时机成熟，再到国内发挥作用。 

　　中华民国成立后，其政权仍由北洋军阀把持，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 洪门致公堂为之奋斗的真正共和并没有实现，自身的地位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此时，洪门致公堂政治方向不明，会员歧见纷生，组织分化涣散。“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洪门致公堂开明人士，很想尽快改变致公堂不景气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党。1920 年他由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人士，计划筹建一个统一的华侨政党，不料响应者竟寥寥乏人，未能达到目的。”  

　　1923 年10 月10 日，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召开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大会决议改致公堂为致公党，并成立“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总会”，具体筹划组党事宜。大会还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草案》。1925 年10 月10 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大会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大会通过了“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暂在香港设中央党部，进行一切。”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致公党“一大”是改堂为党，党、堂不分，全体致公堂成员均成为致公党党员，司徒美堂很自然地就成为中国致公党党员。 

　　1931 年10 月10 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大会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着民族存亡的严重威胁，以及国内人民和广大华侨日益高涨的爱国情绪，通过了以团结抗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为主要内容的政纲。这次会议决定，中国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已于1927 年去世），陈演生为秘书长， 司徒美堂被任命为美洲总支部主席。司徒美堂在1948 年10 月18 日发表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中说：“陈其尤同志等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即1931 年）在香港组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这说明司徒美堂出席了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三、继承致公党的政治主张，重建致公党的曲折道路 

　　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组织在爱国主义感召下，和广大海外侨胞一起，积极投入了祖国的抗日救亡斗争，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32 年1 月28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下，奋起抵抗。司徒美堂在获悉十九路军英勇杀敌消息后，立即在纽约安良堂主持干事会，作出三项决定：一、以致公党（堂）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 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4 月，司徒美堂又亲自率团携带捐款和捐赠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军。 

　　1933 年9 月，陈炯明在香港病逝，致公党中央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以维持现状，并由陈其尤担任干事会负责人，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的联系工作。此时各国各地的致公党组织实际上已是各自为政，独立开展活动。1941 年香港被日本占领前夕，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同时号召下属组织、致公党员和广大华侨以实际行动拥护和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 

　　1941 年12 月初，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聘为华侨参政员，回国参加重庆的“国民参政会”。1942 年1 月，司徒美堂到达重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他举行了欢迎大会，会上周恩来介绍了延安解放区和祖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使司徒美堂对祖国的抗战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的印象。司徒美堂在重庆期间，中共南方局的同志向他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有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华侨活动有一定影响” 。这使他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才能救中国，同时也感到很有必要恢复海外致公党组织，团结和发动华侨抗日。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便积极筹划恢复致公党组织的活动。 

　　1945 年3 月12 日，在司徒美堂等人的倡议下，美洲洪门致公堂在纽约市召开“美洲洪门恳亲大会”，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国致公党（堂）组织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美洲总部主席。美洲各地的致公党（堂）也纷纷改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分部和支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党纲中政纲部分的主要内容是“对外主张推进盟邦密切合作，实现领土主权完整，国际地位平等。对内主张各党派团结一致，制定宪法，取消一党专政，实现民主政治。” 大会还通过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国的洪门人士组织的报纸联合其他几家华侨报纸，发表了“十报宣言”，宣言提出：“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我们将洪门致公党的政纲与致公党“二大”的政纲（即《中国致公党修订政纲意见》，这是为致公党“三大”准备的政纲草案，是以致公党 “二大”通过的政纲为基础拟定的）相比较，致公党“二大”政纲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一党专政，主张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由普选产生之人民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有制定宪法，及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各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之地位”、“保障民主政治”。两相对照可知，两者的基本政治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司徒美堂回美国后组建的中国洪门致公党，是以重建致公党为目的，并继承发展了致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作者不了解他在党的名称中加上“洪门”二字的缘由，作者认为，可能有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司徒美堂等洪门组织领导人怀有深厚的洪门情结，这是思想因素；二是，在党堂并存情况下，更有利于得到广大洪门人士对重建致公党的支持，这是组织因素。应该说，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只是司徒美堂重建致公党的第一步。 

　　1946 年初，司徒美堂率中国洪门致公党代表团回国，一是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到达国内时，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结束，故未能就此开展活动）， 二是在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进一步组织一个五洲统一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以便代表海外华侨参与国是。代表团回国前，司徒美堂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中共和民盟当即表示欢迎，惟蒋介石不予答复。6 月初，司徒美堂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洪门组党要求，蒋介石不便当面拒绝， 命吴铁城与司徒美堂详细商谈，实际上只是敷衍，并设法加以控制。6 月17 日， 司徒美堂就洪门组党一事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方今最要之图，即各党各派，真诚合作，务须停止内战早日求和平实现，为民族福利，俾新中国建设得早建设”。蒋介石在得悉司徒美堂反对内战的立场后，立即指使吴铁城断然拒绝司徒美堂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要求。 

　　6月23日，司徒美堂应中共代表周恩来邀请，前往南京梅园新村30号，周恩来、董必武和司徒美堂进行了亲切交谈。周恩来又代表中共两次到司徒美堂寓所，与他促膝交谈，使司徒美堂对中国的形势和前途，对中共的主张和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所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当时，司徒美堂面对复杂的形势，又缺乏政治经验，对蒋介石还抱有一丝幻想，很快陷入国民党势力的重围之中。在国民党CC 系陈立夫、陈果夫的操纵之下，制造了一个“中国洪门民治党”，党内事务完全由CC 系分子把持，将司徒美堂视作玩偶。司徒美堂很快看出CC 分子实际控制了民治党，把民治党当作国民党的尾巴，自己是有职无权。1947 年7 月，司徒美堂发表“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上海各报。声明的大意是：本人对民治党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一切职务。随后转赴香港，重返美国，重新考虑今后的去向。司徒美堂重组五洲统一的华侨政党的活动，就此告败。但他在斗争的实践中，吸取了重要的经验教训，认清了形势，思想政治上不断进步，开始了他一生的重大转变。 

　　四、竭力赞助陈其尤等回复致公党组织 

　　在司徒美堂重建致公党的同时，在重庆的致公党原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伍觉天和黄鼎臣，经中共南方局同志的启发和帮助，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而努力。1946 年7 月，他们由重庆到香港，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秘书长陈演生等人汇合，与美洲、南洋等地致公党（堂）取得联系，积极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1947 年5 月1 日，在中共南方局同志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和《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7 年，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取得节节胜利。1948 年1 月22 日，司徒美堂致电中共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祝贺解放军胜利。电文中说：“希贵党在于新民主原则下，当仁不让，以民族生存为怀，多负责任，领导军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接再励，务使完成革命之大举，以慰四万万五千万父老同胞之期望。”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电文的署名是：“中国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司徒美堂”，而不是“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总部司徒美堂”。 

　　1948 年4 月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发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9 月12 号，在香港的司徒美堂举行记者招待会， 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多家报纸的记者发表国是主张，对“五一”口号做出响应。4 月23 日，在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中共南方局的连贯等设宴为司徒美堂饯行。席间，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司徒美堂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10 月18 日，在香港的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郑天保、陈演生、黄鼎臣等也为司徒美堂举行饯别会。应陈其尤之请，司徒美堂发表书面声明，并约定在他抵美国后在香港各报发表，这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的声明》（10 月30 日在香港各报刊登）。《声明》说：“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热诚表示拥护”，“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去港组中央党部时，美堂以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顿，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 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 

　　五、代表致公党参加新中国的国家政权 

　　1949 年9 月21 日至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司徒美堂作为“国外华侨民主人士”（正式代表15 人，后补代表2 人） 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界， 有司徒美堂、陈嘉庚等6 名）。  

　　1949 年10 月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司徒美堂以致公党的身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六、参加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0年4月，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司徒美堂作为“四大”代表从北京到广州参加了会议，他还被中央常务会议确定为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后经与他商定“不负党部责任，仍以华侨超然名义从事华侨工作”。作者还看到了司徒美堂在“四大”上的《演说词》，词中说：“本人参加致公党，迄今已六十七年，这次大会蒙各首长光临，感到非常欣幸。可惜本人年迈，不能好像以前担负重任，希望各同志见谅。……希望各同志不要挂起革命的招牌而实在想做官享乐，我们应该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共同建设新中国。”在会议上，有不少党员出于对他的敬仰，热切希望他参加致公党的工作，并拥护他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他对此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陈其尤同志是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签名的领导同志，那些另有企图的人，违背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精神，并且企图陷美堂于不义”。此后，致公党中央从广州迁至北京，司徒美堂虽然没有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他仍然关心和帮助致公党的组织，对致公党的工作起了很好的影响。司徒美堂的儿子司徒柱，和孙儿司徒光还分别在致公党北京市委会和致公党中央机关工作。 

　　七、结束语 

　　要厘清历史上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的关系，并给予合情合理的分析判断，首先要搞清楚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一是，洪门组织历史悠久，在美洲有很深的基础，洪门致公堂的领袖们既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又有深厚的洪门情结；二是，致公党“一大”是改堂为党，党堂不分，“二大”虽然在组织上进行了整顿和改造，但由于组织松散，又分散在世界各地，致公党总部的决议很难得到贯彻，亦党亦堂的局面始终存在；三是，司徒美堂长期生活在美国，受到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影响，对国内的形势又不很了解，其政治素质和政党意识有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根据以上情况，可作如下的分析和判断：  

　　1. 司徒美堂是杰出的美洲爱国华侨领袖，是爱国华侨的楷模，他以毕生的精力努力维护华侨权益，竭尽全力为祖国的独立、民主、富强而奋斗。 

　　2. 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致公党总部停止活动后，司徒美堂动员和组织广大致公党（堂）成员和华侨，支援国内的抗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于当时致公党“党中有堂，堂中有党”的状况，司徒美堂在开展爱国活动时，常有以洪门致公堂和致公党的两种身份交替出现，这都应看作是致公党（堂）发挥作用的表现。 

　　3. 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美堂等和陈其尤等各自为建党而努力。他们的大目标是一致的，是为了恢复致公党组织，发挥它在海外华侨中的影响，但两者的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却不相同。前者在政治上走回民主主义改良之路，在组织上则是重建致公党，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并幻想取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支持。后者在政治上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组织上则是一脉相承地恢复致公党，并得到中国南方局的支持和帮助，恢复了中国致公党组织。不同的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导致不同的结果，这既是组织领导者的抉择，更是时代潮流的必然。 

　　4. 从司徒美堂回国申请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受骗失败；陈其尤等召开致公党“三大”，成功地恢复了中国致公党组织；司徒美堂以“中国致公党美洲总支部”的身份电贺解放军胜利进军；司徒美堂在拥护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声明》中，“以洪门老人地位”，对陈其尤等所继续组织之致公党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以上司徒美堂的各种电文和声明的署名身份中，“洪门”二字时现时隐，这可能反映了他面对这变化的形势和组党失败的遭遇，在思想感情上产生的纠结。 

　　5. 司徒美堂没有在致公党中央担任过领导职务，这有其复杂的历史环境和个人原因，但毫无疑问，可称他为致公党元老之一和杰出的领导人。 

　　6. “致公党创始人之一”的称呼，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指参与创建致公党的人。司徒美堂是否参加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和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内有同志提出了疑问，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确认。致公党的建党有一个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如果把从提议组建华侨政党，到致公党“一大”改堂为党，再到致公党“二大”成为现代政党的雏型，看成是组建致公党的完整过程。而司徒美堂在1920 年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1931 年参加了致公党“二大”，并“加以签字赞同”，也可以称他为“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