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他带领中国致公党充分发扬协商民主精神，践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生动诠释了“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历史内涵；有力彰显了“侨海报国、人才兴党”的时代气魄。
他曾在东北农村下乡当农民，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德国留学生。他博士论文里所研究的降低汽车车内噪音技术，供大众生产了3500万套产品。为此被授予“铁十字勋章”。他在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参与并主导主持了4个汽车技术创新的世界第一。回国后短短几年，作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超越”系列燃料电池汽车，筹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汽车风洞中心。
他是改革开放后唯一一位以民主党派身份出任国务院部委正职的部长。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带领全国科技系统主动适应新常态，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着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着力扩大科技开放合作，让科技创新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作为一名参政党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带领中国致公党充分发扬协商民主精神，践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生动诠释了“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历史内涵；有力彰显了“侨海报国、人才兴党”的时代气魄，使致公党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万水朝东奔流去，百炼成钢大器来。在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前夕，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就科技创新、个人履职、参政党建设等接受了中华儿女报刊社专访。
2009年万钢主席视察抗震救灾项目致公安龙科普中心，与小学生互动
从下乡“知青”到改革开放后“首批”研究生
万钢祖籍湖北潜江，1952年出生于上海。其曾祖父万际轩是光绪年间的进士，万钢和中国戏剧大师曹禺（原名万家宝），两人的高祖父是亲兄弟。
1969年4月，赶上上山下乡大潮，刚刚过完16岁生日的万钢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东北吉林省延吉三道公社插队。
“春天铲地，头上包着纱布还被蚊子叮得满头冒火；夏天种谷子，蹲着跪着爬着，一头汗，满脸泥；采石头，把绳子拴在腰间，从山上吊下去，用钢棍把石头撬下来……”
插队六年半，这位未来的共和国部长啥农活都会干：锄地、扶犁、赶马车、出纳员、会计、团支书……就是凭着这股干劲，这位来自上海的小伙5年后被乡亲们选为生产队长。由于当时万钢是“黑五类”分子子女，因此一直没有机会加入中国共产党。
回忆起自己的“知青”生活，至今万钢心中还是对东沟村那些乡亲们充满了感激之情。“我喜欢和农民兄弟做朋友，农民兄弟是最朴实的，他们对人也是最真诚的，我在那里塑造了自己的性格，奠定了我对待人生的基本态度。这一生都深深感谢东沟村那些可爱的乡亲们！”
当年，东沟村几位村民在田地里休息，听广播里说“西哈努克亲王受到中央领导接见，并在钓鱼台国宾馆共进晚餐”。大伙就在田地里猜想，“国宴会吃些什么”，老支书说：“国宴就是猪肉炖粉条，让你吃个够。”
几十年过去了，万钢仍然惦记着那些一起劳动过的乡亲。于是在他当部长以后，和当年插队的伙伴们一起自掏腰包专门在钓鱼台国宾馆请当时所有下乡的弟兄和老乡在一起吃了一顿国宴，这次国宴上有道特定菜——猪肉炖粉条。
当仓库保管员时，万钢就跟常在仓库前修拖拉机的王大哥学习，按照图纸，一步一步把发动机拆开、清洗、研磨、安装，后来就学着开，给村里拉土送肥，去供销社拉货，很快就成为村里娴熟的拖拉机手。
“我从小就喜欢动手，家里的钟表被我拆开又装上，而且还能走。从东方红28、铁牛49、东方红54，一直拆到丰收35。”无论是从手扶拖拉机还是链轨拖拉机，万钢对这些拖拉机的型号脱口而出。
面对这些当时国产最先进的拖拉机，拆了修，修了装，这些实践经验为万钢后来到德国从事汽车研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75年10月，万钢作为全省唯一一名“黑五类”分子子女，被乡亲们推荐进东北林业大学道桥系学习。
“我非常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的物理学教研室主任曾告诉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历史使命，国家建设缺不了人才，经过十年‘文革’，社会更需要知识。”1978年，万钢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那个时候大学录取率不到5%，偌大的阶梯教室200多个考生都来考研，但总共才考上了2个。”
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79年9月，万钢考入同济大学攻读硕士。他攻读的方向是固体力学专业结构力学和实验力学。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1907年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从德文“Deutsch”而得“同济”之名的大学是中国最早的七所国立大学之一。改革开放之初就定位为主要和德国进行学术交流，因此，学校规定所有的青年老师必须学习德语。
1981年，万钢硕士毕业并留校在数学力学系任教。万钢一边教学，一边准备考博士生的课题。
“当时正好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的佩特·迪茨教授到同济大学访问，当他看到课题之后就说我的课题与他所做的事情很相近，如果我愿意的话，希望能接受我到德国去读他的博士。”
凭着过硬的德语，万钢从众多的学生中脱颖而出。经过了3次非常严格的综合考试，最终获得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1985年，他登上留学德国的飞机。
2011年9月，万钢主席参观温哥华华人社团举办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图片展
从“创客”留学生到汽车行业顶级科学家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是位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所以工科类著称的高等学府，有着200多年的历史。在机械工程、能源、环保方面颇具盛名。万钢的导师佩特·迪茨教授更是德国工业界翘楚。
刚到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学校规定，凡是外国留学生入校都先要进行德语入学考试。年轻气盛的万钢不服气：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参加德语入学考试？
学校外办的老师很惊讶：两百多年了，来这里的外国留学生不知道有多少，但从来没有人说德语好到不需要考试的地步！于是安排几位教授跟他聊了整整一个小时，问了很多问题。结果是：同意免试。万钢也成为了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参加德语入学考试而直接就读的外国留学生。
万钢的德国导师佩特·迪茨教授有个特点，指导博士生时，从来不说你应该如何，只提出一些问题，让你自己想办法解决。
初到德国，二话没说，万钢就进入蒂森克虏伯一家钢铁厂实习，这一干就是12周。
“讲的好听点儿是实习，其实就是当修理工。在国内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对我的评价是，学科知识掌握得非常全面，但缺乏一些实践能力。迪茨教授的这种培养方式，必须通过实践去发现生产环节存在的问题，然后考虑怎么去解决问题。”
当时让万钢没曾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他被这家世界著名钢铁企业选聘为百年历史上首位来自于亚洲的独立董事。
“我比较提倡研究型的学习，自己给自己提问题，自己给自己找问题，自己给自己解决问题。这样可以极大的锻炼实际动手能力、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创造性研究的能力。”
当时外国学生要获得一个德国工程师证书必须先通过很多的考试。而万钢在很短时间内就获得了这个证书，并且成绩优异。在导师眼中，万钢专业出色，有着非常强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为人谦虚而且乐于助人。
攻读博士期间，万钢发明了定量研究固体波传播的整改和方法，并成功地开发了一个降低汽车噪音的技术，得到了德国高校与企业奖。这套技术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用了十多年，且这一技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带出了20多篇博士论文，推动了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低噪声设计专业的整体进步，更是为该理论的后继研究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理论研究课题，仅仅有理论不行，还要在实验室成功试验，仅仅试验成功还不行，怎么走出实验室应用到每一辆汽车上，这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问题。不然不可能带动一个专业的发展，一个领域的突破，不可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2005年，已担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重访故地，德国汽车重镇下萨克森州的州长特意授予他“铁十字勋章”，以表彰当年他在博士论文中开发的汽车低噪音设计。整个州只有两人获得过此项殊荣。
博士论文答辩后的一天，导师找到了万钢。这是一次“交心”的谈话，导师佩特·迪茨教授希望万钢留校做一名教授带更多的研究生。
“期间，我给当时同济大学的李国豪校长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是留下来还是回国？李校长建议我如果能到世界顶级的汽车制造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会学到世界上最尖端的技术，积累更多先进的经验将来回国会派上更大的用场。”
鉴于当时国内的汽车工业还没有起步，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万钢带上他的博士毕业论文，走出校门，来到了奥迪汽车公司。
进入奥迪的第一年，万钢作为研发工程师，亲历了第一辆全铝车身D2项目的开发。从框架车身到发动机缸体全用铝合金。整个设计、试制、工艺、生产要用全新的理论与技术，几乎每周都要遇到前人未知的难题。
“我就是这样在克服困难中理解了汽车产品的开发过程，成就了全铝品轿车奥迪A8这款全球最轻的同类产品。”
1993年，万钢参与了第一个全流程数字化设计开发体系——从造型、设计到试制、试验的全数字化流程。从而拓展到工艺、生产、供应链到营销维护系统，奥迪第一个实现了全数字化信息化。1995年，万钢调任涂装分厂，主导了第一个全水基漆自动化涂装分厂的设计与建设。每天2400辆车身，水循环95%，热利用85%，全流程无挥发性气体排放。投产后，第一个满足了2005年最严格的欧洲环保标准。总投资5亿马克。
1997年，万钢又主持了奥迪A4整车生产线设计实施。投资16亿欧元，两条生产线，1400台机器人。每辆车400个焊点，顶盖底板全激光焊接、400多块部件自动拼装，全流程26个激光检测站，59秒一辆车身……这些数字至今还印在万钢的脑海中。
“我们第一次把无缺陷成品率从92%提升到98.9%。的确，奥迪公司是一个创新型企业，全员上下都非常关注创新，投身于创新，热衷于创新，我也很留恋这种创新氛围。”
万钢在奥迪一干就是11年，从基层工程师，做到了总规划部的高级技术经理。他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先后参与了5种车型的研发，在轿车整车开发、车身设计和制造、数字化生产工程等方面主持完成了15项技术关键课题，亲历参与并主导主持了4个汽车产业的世界第一。得到德国乃至世界汽车工业同行的认同和充分肯定，也使他逐渐成为德国汽车行业的精英人物。1998年，万钢荣获《德国工业导报》评定的“汽车行业年度十佳科学家”荣誉称号。
2013年8月,万钢主席在毕节金海科技农业示范园考察
从“首席科学家”到百年同济“万校长”
2000年圣诞节，当德国人开始欢庆节日时，万钢只身一人，回到了同济大学。因为他身上“流淌着同济的血”。此前的1996年，万钢和其他同济大学校友一起，筹办成立了德国同济校友会，并担任首任会长。
“与其在德国做清洁能源汽车，不如回自己的国家做。当时，传统能源汽车技术我们落后国际先进水平20多年，但新能源汽车技术我们差距没有那么大，有了这样的技术储备，我们可以从容应对能源、环境的挑战。”
1999年，应当时的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邀请，他组织了德国汽车工业界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访问。这次回国给他的震动很大。当时国内盛行“汽车引进论”，认为中国没必要研究自己的汽车，中国汽车工业对国外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展望汽车社会能源、环保和交通的挑战，万钢忧心忡忡，他撰文向国务院提出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
“中国汽车产业要实现跨跃式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个切入口，我们完全有能力迎头赶上并超越。”
正巧，时任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访问德国，当面正式邀请万钢以首席科学家的身份回国，主持汽车新能源技术的研究工作。
能够回母校把他对汽车的理解和实践传授给下一批同济人，万钢觉得太幸福了，“我不是急流勇退，而是急流勇进”。这股“急流”，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因此，放弃奥迪高级经理职位，他一点也没有犹豫。而此时的同济大学新能源工程中心也已挂牌，准备迎接他的新主人。
其实，万钢心中一直眷恋着祖国。德国的大学有一个传统，拿到博士学位的人都要游城一周，最后在城市的中心广场发表讲话。万钢毕业时，他的德国同学们还专门为他做了一辆小车，前呼后拥。在中心广场演讲，他说：“我要让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第一名。”
拿着2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万钢选准了电动汽车的燃料电池，作为突破口。他做了一个调研：《在全球现有资源下，中国如何发展燃料电池》。这个调研报告，为电动汽车专项列入国家863计划，打下了良好基础。课题接近收尾的时候，接替朱丽兰的新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把万钢召到了北京。谈了整整半天的时间，徐部长当场拍板：成立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组，前期先设立规划组，万钢任规划组组长。
当时国内燃料电动车的电池研究试验条件很差，还是把上百瓦的一排排灯泡作为负载。把开关打开，氢气开始进来了；再打开一个开关，空气进来了，灯泡亮了，燃料电池就算发电了。这和车用燃料电池完全是两码事。
“刚开始研究燃料电池汽车时，有人和我打赌，说只要车子能骨碌起来，就算我赢。”万钢回忆说，“那么庞大的电池，就算塞进小轿车也非易事。”
顶着这样的质疑，万钢开始了第一阶段的研发。为了迎头赶上国外同行，他每天都在实验室。出差回来，家不回、办公室不去，第一站先到实验室。没有暖气，就买了很多军大衣来过冬。凌晨两、三点，为了某个零部件的调试，万钢和同事们都不愿走，裹着军大衣，在一边盯着。
克服了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万钢和他的团队仅用一年时间，就试制成功了第一辆燃料电池原型车。尽管这辆车比普通的桑塔纳重300公斤。“但我把它开动了。”万钢说。
奔驰公司研发部的副总裁科勒教授，在万钢回国后，看望过他几次。第一次来，看到他没有暖气、只有军大衣的研发条件，十分惊讶：“你为什么要回来？”第二次来时，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你们的起步还是很快的。”到了第三次，科勒发出了由衷的感慨：“照这样的速度，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事实证明，国外花10年研制出来的第一代产品，万钢只用2年多就完成了。
2002年5月，一辆四轮驱动燃料电动汽车概念车——“春晖一号”诞生，并在当年11月初举办的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上广受好评。2003年起，“超越”系列的燃料电池汽车新品迭出。
不负众望，2006年，万钢带着他的“超越三号”汽车来到了巴黎，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大赛。结果，中国汽车在燃料电池组比赛中超过了当时通用、福特、日产等样车的成绩，总成绩与奔驰基本持平，而且在氢消耗、低噪音等单项指标中名列第一。
“当我亲自驾驶‘超越三号’完成150公里拉力赛到达凯旋门时，远远见到亲自前来迎接我们的中国驻法大使赵进军，祖国的荣誉和亲情顿时在心中沸腾！”
赵进军大使激动地对万钢说，“当大使以来，我第一次在这种技术比赛中看到中国人，我很骄傲。”此后，世界上一谈到电动汽车，必谈到中国。这年的12月，万钢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研究成果迭出，万钢身上的职务也与日俱增：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汽车院院长、校长助理、副校长。回国的第4个年头，2004年7月，万钢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
2004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集体学习中，万钢作为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专家首次进入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课。45分钟的课时，“万老师”的题目是“面向20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
“这实际上是一种讲解吧，讲解我们科技发展的趋势啊，讲解我们的市场需求啊，讲解我们的挑战与竞争。讲稿的最后还提出今后科技发展的方针：第1个概念是以人为本；第2个概念是自主创新；第3个是重点跨越；第4个是超前部署；第5个是国际资源。这些概念是从2003年制定中长期科技规划中众多专家研讨成型的。”
万钢的很多观点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定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科技发展规划中的十六字方针得以体现：“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2005年7月，万钢提出，要建一个“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这下又炸开了锅。有人说，汽车风洞是个烧钱的无底洞，模拟一个真实动感的外部环境，来测试实验室里的新车各项指标过不过关，划算吗？钱从哪里来呢？万钢并没有只向政府伸手，他多条腿走路，请企业以预付款的形式出资，等风洞建好后，用实验费用还款，还可以为每个需要的汽车企业提供服务，培养训练更多的空气动力学人才。为此，他又在顶尖汽车企业中多方寻找，引进高端人才。
“‘风洞’中巨大的人造风模拟的各种行车环境中遇到的空气阻力、噪声、热力学状态以及天气环境如温度、湿度、太阳辐射等，用以测试样车的安全性和操纵稳定性，以设计出更加节能、美观、安全的汽车。同济大学风洞中心从建设初始就按照世界最先进的指标进行规划，建成后的风洞中心在噪音控制、地面模拟、空气动力测量精度、环境模拟等关键技术指标上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拥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
作为公共性汽车和轨道车辆的关键技术平台，“汽车风洞”将为中国汽车和轨道车辆工业，特别是为新能源汽车的自主研发提供重要的基础性服务，也将为中国汽车工业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经过近５年的建设，国内第一个“汽车风洞”——上海地面交通工具风洞中心2009年9月19日在同济大学嘉定校区落成启用。落成那天，已担任科技部部长的万钢亲自驾驶着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新能源汽车跨越主席台一侧的“时空隧道”，拓开象征着“汽车风洞”的大门，全场顿时彩带飘飞、掌声雷动。很多人不知道风洞建好后，试跑的第一辆车不是汽车，而是国产的高铁！
“我从德国回国时有两个梦想，一个是自主研发新能源汽车，一个是自主建造国内首个汽车风洞。”万钢难掩兴奋地说，“今天这两个梦想都实现了。”
虽然离开了德国，但万钢一直是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众多学子中的骄傲。万钢工作过的奥迪公司，还为他保留了职位和办公室，这一留就是5年。
他的导师佩特·迪茨教授这样评价并祝福他：“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和我本人都非常骄傲曾经在万钢部长的人生道路上陪伴过他一段。我们一直都认为万先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他所主持的工业课题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出发，在工程科学知识解决实际技术问题方面，达到了应用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我们很高兴他在中国的职业生涯能够走得如此迅速而顺利。我本人把他看作我的一个‘忘年交’，并且为他取得的新的荣誉感到高兴。”
当时，和万钢一起考入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只有30多个，如今已增加了10倍。
“他们开设的学科，像工程、材料、环保等都是咱中国很需要的专业。”万钢介绍说，他的中国同学里面出了20多名院士，15名校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2007年4月27日，万钢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科技部部长，5月20日同济大学举行百年校庆，在同济大学的师生看来，这是“送给我们校庆的最好礼物”。
2012年万钢主席率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阿根廷众议院
从“万部长”到“万主席”
1972年10月，傅作义辞去了水利部长职务，此后再无非中共人士出任政府部委正职。
2005年2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党外人士的选配力度，重点在涉及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专业技术性强的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中选配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领导职务，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
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任职科技部部长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作为35年来第一位非中共人士出任的正部级领导，万钢成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标志性人物。
“我很荣幸能亲身体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至今我都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党外人士的无比信任，也切实体会到人民对科技事业发展进步的重托和支持。”
的确，履新科技部长的万钢，不仅要面临从专家到官员的转型，而且还要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最重要的，长期制约中国科技发展、创新的体制弊端，也将是他执政道路上必须克服的难题。
“我是从企业来的；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是民主党派人士。当时当校长已经‘破了规矩’。”万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非中共校长。但恰恰是他“破了规矩”当校长却积累了多党合作的丰富经验。
“决策是一个民主决策，一个集体的决策，一个科学的决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点上和更多的同志们，党内、党外的同志们共同探讨一个学校、一个部门的发展，这不光是一个非中共党员的校长，就是一个中共党员的校长也必须这样做。”
万钢和党委书记的合作，和行政班子、党委班子的合作很顺利，形成了独特工作机制，作为行政首长必须对学校的发展承担责任，来行使他在发展当中的权利。担任科技部部长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鼓励与充分信任也让万钢在工作中干劲倍增。
“作为国务院的一个行政部门，现在科技部坚持民主和科学决策，形成了稳定的工作机制。作为一个部的行政首长，应该勇于承担责任，在工作当中积极贯彻集体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方法和规划，努力营造一个新的合作氛围，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万钢思考最多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工作者，服务于企业，服务于民众，尽快地建设好国家创新体系，使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提高，使国家的国际竞争能力得到提升。
“这些年来，科技部也一直在这样努力。我们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努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大力开展协同创新,注意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础,抓大众创新创业，努力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合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不断努力工作。”
2007年12月21日，在中国致公党第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万钢当选为致公党中央主席。
“致公党是中国成立最早的民主党派，把致公党建设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合格的、有生气的、活泼的、能为全国人民做事的参政党，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愿景与挑战的新领域。”
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2013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我两次被政协全国委员会选举为副主席。如何在俞正声主席的带领下，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对人民政协的期待和要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的确，这些年来，是如何协调这三个角色，并成功积累作为参政党主席担任部委“一把手”的执政经验的？一直是新闻界感兴趣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独特魅力和显著优势。作为部长首先要坚决贯彻国务院的指示，完成国务院领导委托的任务，完成科技部行政管理的责任，主动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作为一个参政党的主席，更多的是考虑党的自身建设，做好参政议政，提出各种合理建议，关心的面更广一点，涉及经济发展、国计民生、社会发展等很多方面，特别是保持侨、海特色，同时也要为社会做好服务。作为一名全国政协的副主席，要牢记民主与团结两大职责，更多地要考虑大团结、大联合，更好地把各界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万钢说，随着现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和经济、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发展要有支撑和引领的作用，对社会发展要做好服务。致公党具有浓厚的侨海特色，党员们具有丰富的政府管理、学术研究、企业经营、法制社会的经验。特别是近年来海归人员剧增，广大海外侨界高度聚焦祖国的经济社会和创新发展，深谋远虑、妙计层出，提出了许多新见解、新创意。因此，可以从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国家的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关注民生来做好自己的工作。而在全国政协，有不同的协商议政平台，如双周协商会、议政性常委会，在这些会上，可以把党和人民关心的问题，来自各界别的建言献策，包括创新驱动、体制改革、社会发展、开放合作等问题，进行集中研讨，探寻解决问题之良策，凝聚促进发展之共识。
“所以，我也常说，正是因为我的这三种身份，所以我可以更好实践和体会我国政治制度的特殊优越性。既可以作为监督者，监督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可以作为被监督者，虚心听取批评建议，更好地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既可以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的实践者，倾力参与我国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又可以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业的助力者，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全力支持和推动我国统一战线事业的发展。”
时隔9年后，2013年9月30日，万钢再次作为主讲人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上讲述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课程。这也是中央对科技部、对致公党及他个人最大的肯定。（作者系致公党北京市委会党员、中华儿女报刊社海外版副主编）
2015年４月，万钢主席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考察蚌埠市浮法玻璃国家重点实验室
（作者系致公党北京市委会党员、中华儿女报刊社海外版副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