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博物馆的展柜里，静静躺着一张泛黄的汇款单；北京的中国银行总行行史陈列室的墙上，高悬着一幅“华侨服务”的题字。一张写于1942年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幅题于新中国百废待兴之际；一张自纽约启程、跨越大洋抵达战时重庆，一幅被中行视若珍宝、在陈列室里守望至今。它们的主人，是同一个人——著名爱国侨领、中国致公党早期创始人之一司徒美堂。

近日，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卢国懿率队赴中国银行总行开展“优化跨境金融服务机制”专题调研。调研期间，行史陈列室里高悬的这幅题字，引来大家久久驻足。那张1942年的汇款单，正是跨境金融服务最早的见证；这段尘封多年的往事，也因这次相遇，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一张汇款单：古稀之年，他把侨款一笔笔汇回祖国

1868年，司徒美堂出生于广东开平赤坎镇。少年时代，他背井离乡远渡重洋赴美谋生，在异国他乡尝尽漂泊的艰辛与屈辱。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经历，让他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兴衰紧紧系在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后，他成为致公党早期创始人之一，终其一生为华侨权益与民族复兴奔走呼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烽火燃遍中华大地。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已近古稀之年的司徒美堂再也坐不住了。他联合纽约地区54个侨团，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广大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为了专注筹饷，他毅然辞去其他职务，把全部心血倾注于此。每天上午10时开始，一直忙碌到深夜，这位老人几乎无一日停歇——一美元一美元地募集，一笔一笔地汇回祖国。自筹饷总会成立到1946年，筹款总额超过千万美元，而司徒美堂领导的安良堂，正是其中捐款最多的社团之一。

1942年7月25日，司徒美堂与郭琼之从纽约，通过中国银行向战时陪都重庆汇出200美元。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200美元并非小数——它凝聚着侨胞们节衣缩食攒下的心血，更满载着海外游子对祖国难民的深切牵挂。汇款单背面“作救济难民用”六个字，朴实无华，却胜过千言万语。

江门市博物馆馆藏汇款单复制品照片

如今，这张汇款单静静陈列于江门市博物馆，成为当年海外侨胞通过中国银行渠道汇寄捐款、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实物佐证，也是中国银行服务侨胞百年历程中一枚闪亮的印记。

一个席位：从侨领到官股监事，他把余生托付给新中国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被顺利接管。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加强对中国银行的领导和监督，中国银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根据《中国银行行史（1949-1992年）》记载，1950年3月22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命令》，明确国家投资占三分之二，并指定南汉宸等13人为官股董事，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许涤新、李世璋5人为官股监事。

司徒美堂以美洲华侨领袖身份出任官股监事。这是一个监督性、代表性的职务，并不参与中行日常经营管理，其意义却非同寻常——在5名官股监事中，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三位均为侨界代表。新中国正是要借助侨界威望，稳定中国银行遍布海外的分支机构，畅通服务广大华侨的侨汇渠道。

1950年4月9日，中国银行新一届董事会在北京召开，司徒美堂当选为监察人；1954年11月25日，在中国银行第二届第一次董事、监察人联席会议上，他再次当选。回国定居后，这位老人把余生献给了侨务事业，致力于推动爱国华侨团结，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参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

一生坚守：跨越时代的“华侨服务”

司徒美堂曾为中国银行广州分行题下“华侨服务”四个大字。如今，这幅题字的翻拍件高悬于中国银行总行行史陈列室，与江门市博物馆里那张泛黄的汇款单遥遥相望，虽隔千山万水，却共同诉说着一段跨越两个时代的深情。

悬挂在中国银行总行行史陈列室的司徒美堂照片和题字

从大洋彼岸为抗战筹饷的奔走身影，到新中国中国银行治理层中的侨界代表，司徒美堂用一生写就了一份“为侨服务”的家国答卷。在他身后，中国银行以百年不变的侨汇服务，将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接续传承。纸会泛黄，墨会褪色，而“华侨服务”四个字背后那份跨越山海、血脉相连的深情，却越酿越浓，历久弥深。

文：王田保，图：中国银行提供；编校：汪庆发、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