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他们憎恨反动统治者及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对祖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来竭诚支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更是非常关心并热情支持、积极参加。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有的华侨成了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有的成了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100年的发展史中，华侨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华侨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华侨出过力，立过功，起过重要的桥梁作用。其中，旅俄华侨刘绍周、杨明斋的贡献尤为突出。
刘绍周（1892—1970）又名刘泽荣，广东省高要县人。刘绍周的父亲是被俄国请去指导制茶的技术人员，1897年，刘绍周5岁时，随父母去了俄国。他曾就读于彼得堡大学、彼得堡工业大学。1917年4月，华工、华侨和留俄的中国学生们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刘绍周当选为会长。1918年，该会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华工联合会第一次群众大会上，刘绍周呼吁华工坚决和苏联工人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列宁注意到这支华工队伍，刘绍周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市苏维埃委员。1919年3月，他以中国工人党代表的身份，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祝词。在这次会议上，刘绍周被宣布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共产国际一大前后，刘绍周曾三次受到列宁接见。后来，刘绍周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二大的第五次会议上，刘绍周介绍了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他希望共产国际能高度重视中国革命运动。他说：“目前，中国有从事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大会应当高度重视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54-255页）。后来共产国际之所以派遣代表来中国帮助建党，刘绍周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明斋（1882—1938),山东省平度县人，穷苦学生出身。由于贫困，1901年，他由东北逃难到海参崴，在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后又到西伯利亚乌拉尔矿山当矿工.后来，他到了莫斯科，他在俄国半工半读十几年，十月革命后参加了俄国共产党。
1920年1月，沙俄将军高尔察克溃败后，中俄交通打开。1920年3月，受俄共（布）远东局外国处派遣，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中国了解中国国内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党组织。杨明斋作为维经斯基的翻译兼助手一同来华。
1920年4月，杨明斋先与李大钊会见，然后安排李大钊与维经斯基会谈。李大钊赞扬杨明斋“万里投荒，一身是胆”。
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在北京多次与李大钊等人会谈，维经斯基向李大钊介绍了俄国共产党、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情况。取得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共识。杨明斋又建议维经斯基南下上海与陈独秀会晤。维经斯基等持李大钊的介绍信件在杨明斋的陪同下，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人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陈独秀和李汉俊、沈玄庐等人。陈独秀同李大钊一样，认为中国也应该建立共产党，而且都认为建党条件已经成熟了。于是，他们决定在中国建立共产党。
1920年8月，杨明斋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共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以后称为“上海发起组”）。后来又在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建立了党组织。杨明斋一直随维经斯基来往于各地，进行建党活动。此时他由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他参与决定将《新青年》杂志改为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
8月22日，杨明斋和俞秀松受陈独秀与发起组的委托，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为了培养青年干部，杨明斋经手在上海渔阳里6号租赁了一幢房子，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并担任社长。他和维经斯基的夫人还执教俄语。外国语学社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刘少奇、罗觉（亦农）、何今亮（汪寿华）、李启汉、澎湃、任弼时、肖劲光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俄语和马克思主义。
1920年秋天，杨明斋还曾回到山东，在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谈，推动了济南共产党小组的建立。
1920年至1921年间，杨明斋具体安排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20余人经海参崴赴苏联勤工俭学。后来，有不少学生被送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他还指导建立了中共领导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
1921年春，杨明斋与张太雷作为中共代表赴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汇报中共建党情况及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等问题，并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他与张太雷赴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1年9月，陈独秀由广州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书记，成立党的支部，杨明斋为支部成员。
1922年7月，杨明斋出席了中共二大，积极参与制定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后来，他曾任苏联顾问团翻译，在广州做促进国共合作的工作。他先后在《工人周刊》（中共北方党报）、劳动通讯社任编委，还参加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思想文化，成为中共建党初期党内屈指可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
由于杨明斋为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为培养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周恩来称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历史上一位令人尊敬的“忠厚长者”。（《党史纵横》1994年4期）
以上可见，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旅俄华侨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刘绍周和杨明斋就是华侨的代表人物。他们比之国内先进分子更早地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早地参加共产党，甚至参加共产国际工作，从而把外国建党的经验传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业绩理应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它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得到了华侨的热情支持。
众所周知，旅美华侨廖仲恺、马来亚华侨彭泽民等是中共的亲密朋友，他们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廖仲恺的父亲早年赴美，廖仲恺于1877年4月生于美国旧金山。在1923年春，廖仲恺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长，他受孙中山的委托，同李大钊等五人筹划改组国民党事宜，并忠实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一直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在广州革命政府的党、政、军各单位中公开活动，并真诚地同共产党人维系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马来亚华侨彭泽民（1877—1956）深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曾加入同盟会，被举为吉隆坡支部书记。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带领和引导华侨拥护孙中山的革命路线，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出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后，解散国民党右派林森的海外部班底，选进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到海外部工作。他支持共产党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声援和慰问省港罢工工友；组织团体募捐，接济工人粮食。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反共活动变本加厉之际，彭泽民和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联名痛斥蒋介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1927年7月14日，彭泽民在最后一次参加汪精卫主持、排除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主席团的“分共会议”上，坚持反对“清党方案”。“清党方案”被汪精卫为首的右派强行通过，彭泽民愤然离开会场，并从此与汪精卫彻底决裂。为使共产党员免于被屠杀，他不顾个人安危，连夜赶往共产党人吴玉章、林伯渠等人住处通告“分共会议”情况，催促他们及早应对。他还在天亮前紧急告知海外部的共产党员，并每人发100大洋迅速遣散。当得知彭湃、刘伯承、朱德等共产党朋友将在南昌举事的消息后，他便毅然决然追随到南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彭泽民流亡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冒着危险，先后秘密接应当年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叶剑英等人过港转移。还多次设法营救被港英警察逮捕的共产党人。
被称誉为中华民族一代楷模的旅美华侨宋庆龄，后来成为中共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被毛泽东称颂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新加坡华侨陈嘉庚，是一位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爱国人士。
据大量史料记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中，海外华侨通过经济支援、政治宣传等方式,自始至终地在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作出了积极的、重要的贡献，“侨民誓为后盾，特筹巨款”，予以支援。华侨从各个方面支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卅运动爆发后，旅居世界五大洲的760多万华侨，广大爱国侨胞热血满腔，奔走呼号，对帝国主义的无耻暴行无不义愤填膺。他们迅速奋起斗争,通过集会、通电、游行、罢工等斗争形式,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从政治上支援祖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各地华侨很快成立了许多以募捐筹款为主要目的的团体，发动各界开展广泛的募捐活动。华侨中的劳动人民热心捐款。他们节衣缩食，将积累的血汗钱捐出，援助国内工人的斗争。工商业者慷慨解囊，为援助上海人民的斗争立了功。据统计，华侨捐款达二百多万元，有力地救济了上海罢工工人。除经济支援外，华侨还通过集会、通电、游行、罢工等方式，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从政治上支持“五卅”反帝爱国斗争。
1925年6月19日，为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抗英国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一次英勇斗争。期间，苏兆征等领导人注意团结广大爱国华侨，结成反帝联盟。驻粤华侨团体联合成立了华侨援助省港罢工总会，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省港大罢工，向大罢工捐款，千方百计从海外运回粮食，接济罢工工人等，表现出了坚持不懈的反帝斗争精神。
各国华侨大力援助省港罢工工人，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印度尼西亚泗水华侨，召开各华侨团体代表会议，建立泗水华侨外交后援会，在省港大罢工一开始即进行募捐，汇款回国先后达21次，总捐款10余万元。该地华侨工人90%都捐了款。
南洋（含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等地）华侨各公团联合会不仅捐款汇给省港罢工工人，而且还写了一信，热情慰问罢工工人，并表示坚决支持。
美国华侨为支援省港大罢工捐款三、四十万美元，其中仅纽约华侨既捐四万元。
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1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占了省港罢工总费用的一半还多,在经济上成为罢工工人的坚强后盾。
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华侨共产党员转移到国外，继续战斗，如当过苏联顾问鲍罗廷翻译的李炳祥等。也有华侨共产党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如叶剑英（其父系南洋华侨，他也曾前往南洋）、廖承志、邓发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各地华侨纷电国民政府要求抗日，表示“誓为后盾”；同时，自发组织抗日团体，华北事变后，中国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广大华侨赞同、支持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华侨热烈拥护、积极支持这一主张。各地华侨社团纷纷发表宣言、通电，要求“在统一的战线上，形成一个民族抗日的总汇。”全面抗战爆发后，华侨更是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当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消息传到海外后，华侨各救亡团体纷纷发表社论，拍发电函热烈祝贺。
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声，更加激怒了广大华侨，他们痛斥日本侵略者“灭绝人类道德，目无国际公法”。华侨们纷纷表示：“当奋勇共赴国难，作任何重大牺牲而不惜”（《华侨月刊》第2卷，11号，第112页）。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华侨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大力支援祖国抗战，积极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侨分别成立了“援八援新四委员会”，及捐助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援冯委员会”，还有支援曾生等领导的东江纵队等组织。
经济支援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的最集中体现，华侨也在经济方面大力支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事业，它大体上可分为财力捐输与物力贡献两个方面。
1937年9月，八路军的平型关之战告捷后，“侨众欣跃”，纷纷募捐，仅华侨妇女慰劳会菲岛分会，一次就募捐一万元，汇给八路军作购制雨具之用。暹罗华侨妇女筹赈会把3400多元的捐款，全部资助八路军抗战。马来亚怡保育才中学教师彭友真等人写信慰问八路军，表示：“我们要参加卖花、演戏，把挣得的钱拿去支援祖国抗战”。
为直接接受华侨的抗日捐款，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廖承志到香港，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华侨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所筹集的作战物资和款项，大部分都是通过“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及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交的。
1939年初，南洋惠（州）侨救乡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华侨募捐所得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曾生等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20%用来救济难民。经宋庆龄转交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华侨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
华侨对孤悬海南岛的琼崖独立纵队也作出了大力支援。中共中央曾指示中共琼崖特委迅速扩大抗日武装，并指示可以求助于华侨：“你们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根据地”。1940年，百团大战的胜利，更振奋了海外华侨，华侨的捐款和慰问信、慰问电不断飞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在给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的一封回信中，对华侨支持祖国抗战、援助八路军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8年，中国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海外华侨发出号召：“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福建省博物馆陈列资料，转引自《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192页。）
全面抗战期间，回国效力的华侨数量很多，有许多华侨青年克服种种困难，奔赴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如1938年5月至8月，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青年有2288人，其中华侨青年有78人。
当年延安青年干校华侨王唯真回忆：参加八路军的华侨约400人，一半上了前方，据估计，新四军中的华侨比八路军中的华侨还要多。单是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中的华侨就有七、八十人。另据估计，参加中共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归国华侨和港澳同胞达一千余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汽车司机基本上都是华侨青年。在延安，毛泽东的司机就是华侨。
1940年9月，中共领导下的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简称延安侨联）宣告成立。延安侨联的宗旨之一就是：“组织华侨归国抗战，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和兴办各种企业”。
在中共党史中，除了华侨领袖人物，如廖仲恺、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还有宋庆龄、廖承志等人外，其他一些华侨英雄模范人物的英雄事迹，也是同样可歌可泣的。
印尼归侨李林原名李秀若，1916年生于福建。她自幼随父侨居印度尼西亚的爪哇，1930年春，她十四岁时，母亲陪同她回到故乡福建求学。她先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中学读书，后来，她到了上海、北京读书。期间，她接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教育，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她奉命赴中共山西省工委报到。从此，她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投入到武装斗争的火热生活。她先在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任政治部主任，后该部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第六支队骑兵营，她任教导员，她还曾担任牺盟晋绥中心区区委组织部长等工作。李林从小生长在气候炎热的印尼，来到祖国寒冷的西北地区，首先要过艰苦生活的一关。她又是一位还够不上马背高的女同志，可是，她却骑着一匹高大的菊花青烈马。为了驯服这匹烈马，她不知摔倒多少次，最后这匹烈马终于成了她驰骋疆场的忠实战友。
李林是群众的贴心人。一次，她把一天的粮食——十八颗大豆，全部给了群众的一个饿孩子吃了。她认一位烈士的母亲如同亲娘。她经常唱歌、吹口琴，鼓舞士气，与战士同甘共苦。她作战英勇机智，屡立战功，她的名字成为晋绥边区群众“最熟悉、最爱戴、最钦佩的名字”，被尊称为“李委员”和“雁北游击名将”。120师师长贺龙称她为“民族女英雄”（见《悼民族女英雄李林同志》，《新中华报》1940年5月28日）。后方的新闻界、电影界认为：一个归侨女青年在敌后指挥游击队打仗，很了不起。一些记者来采访她，还拍摄了李林骑马奔驰的纪录片。
由于李林曾率部重创日寇，以致日寇大同师团贴出布告，宣称凡捉拿女游击队长李林者赏蒙疆币五千元。
1940年4月底，敌人出动一万二千余人在同蒲、平绥一线实行第九次扫荡。在敌人兵力大于我军十几倍的情况下，李林为掩护同志们突出重围，奋勇杀敌，身负重伤。在敌人四面紧逼下，她用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时她年仅24岁。李林牺牲后，中共中央妇委发的唁电称她为“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女英雄”。延安《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重庆《新华日报》等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她的英雄事迹。解放后，党和人民为李林竖起了纪念碑，建造了纪念馆，以激励后人用革命的精神去创造社会主义新生活。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陪同外宾到大同时，还曾指示要宣传李林。
菲律宾归侨沈尔七，是新四军中著名的民族英雄。他原是菲律宾华侨总工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1938年初，组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后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他任总领队。回国后，将所带团员全数加入了新四军第二支队。不久，经支队党委决定，由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主持，沈尔七等人正式转为中共党员。后来，沈尔七转到新四军军部民运部工作。
1938年夏，沈尔七等奉命返回菲律宾，动员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很快组织了第二批菲律宾回国慰劳团20多人回国，其中包括新四军军部的军乐队成员在内，还带回大量捐款、药品和军需品。第二次回国后，他转到军部直属教导队学习。
沈尔七在新四军中积极苦干，无暇顾及家庭。他母亲生活困难，曾去信要沈尔七接济。1938年5月17日，沈尔七写信给晋江的母亲，信中闪耀着他决心为祖国牺牲一切的光辉思想。他写道：“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来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
1941年，沈尔七奉命第三次出国再度带领第三批华侨回国时，发生了皖南事变。沈尔七无法再回新四军军部，只好转移到广东东江支队。在一次反扫荡中，与日寇作战英勇牺牲，时年仅28岁。
华侨青年林作兴曾荣获泰国拳击比赛丙级组全国冠军。1940年2月，年仅18岁的他回中国参加抗战，在香港中共游击队秘密接待归国华侨联络点里，他改名林文虎，并同十多位归侨化装成难民，到东江参加曾生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队，被编入长枪队。后来，他又被编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代号虎门队），并于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10日，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借着黑夜，分两路袭击大岭山根据地中心区百花洞，企图消灭游击队主力。虎门队奉命抢占高地。林文虎提着没有刺刀的步枪，与敌兵拼斗，先后打死四个日本兵。这一战，林文虎的勇敢不怕死出了名，游击队员们都说他：“简直是个天不怕的老虎仔!”1942年初，林文虎调入短枪队，他和战友们奉命在短短两个月中，将数百名在香港处境危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出去，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近百名国际友人和国民党一些要员及其家属。他们的成功，成为华南游击队彪炳史册的一大功绩。1943年，东江纵队成立后，林文虎在东纵主力——著名的“五虎队”中，历任中队长、副大队长等职，屡立战功。
不仅在战场上，在其他战线上，华侨也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加坡华侨仓夷原名郑贻进，1937年春天，年仅16岁的他只身从新加坡回到祖国，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1939年，他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救国报》做记者工作。他真实地记录了中共领导下的晋察冀军民抗日斗争的场面，写了大量反映边区军民斗争生活的优秀篇章。周扬赞扬道：“仓夷同志是晋察冀边区最年轻、最优秀的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之一。”
留美华侨冀朝鼎（1903—1963）曾先后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1927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创始人。1941年，他归国后，先后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职务，成为国民党政府决策层的主要经济智囊。他利用这些身份，通过各种途径，为延安及其他根据地购买了大批医药、器械等奇缺物品。他还曾参与策反傅作义。按照陈立夫的说法，冀朝鼎还出了些“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确实，冀朝鼎以金圆券替代法币，整顿金融市场等主意，导致最后国统区金融崩溃，使国民党人心尽失，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冀朝鼎先后在中国银行、中国贸易促进会担任领导工作，为打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建立新中国的外贸体制等方面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在许多外交活动中，冀朝鼎也默默无闻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在1957年，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几条建议：利用外国资金；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建立经济信息中心。这几点建议，在现在看起来并不突出，但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观点确是十分超前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以说，冀朝鼎是当时中国最具世界眼光的人之一。
正因为冀朝鼎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在他因脑溢血逝世后，周恩来亲自出席他的追悼会，祭礼规格之高，超乎寻常，而且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华侨又掀起爱国高潮，纷纷回祖国参加建设事业。据统计，1949年至1966年，约有50万华侨回到祖国，为建设新中国而尽力。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专家学者抛弃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回国参加建设。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成为世界上或我国国内第一流的科技人才，是教育、卫生、科研和工程技术等部门的学科带头人，像钱学森、邓稼先、钱伟长、钱三强、华罗庚、卢嘉锡、王大衍、方宗熙（生物学家）、王德宝（生物化学家）、张香桐（神经生理学家）、吴仲华（工程热物理学家）、孟少农（汽车工程专家）等等。据有关部门1983年的统计，当时中科院的7名正、副院长中，有6人是归侨；该院在北京的39个研究所的205位正、副所长中，有61人是归侨，占30%。可以说，解放前后回国的一大批华侨科学家，对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归侨先进工作者，尤其是归侨中的共产党党员，无愧为英雄模范人物。其中，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局工程计划处的印尼归侨蒋介正，就是归侨中的模范党员之一。
1951年，20岁的蒋介正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从印尼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55年，他毕业于天津大学水利系港口水道专业。20年来，在黄海、渤海之滨，在他主持下打过的桩就有两万根。他自己也像一根坚硬的桩子，深深地扎根在祖国的港湾里。他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1980年，他被评为局机关党支部好党员。
1980年9月，蒋介正年过古稀的父亲从印尼回国到天津看望儿子。蒋介正陪老人参观了他亲自参加建设的港口。老人被儿子的爱国热情感染了，逢人就说：“介正能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我的儿子数他最有出息。”老人返回印尼前，语重心长地对儿孙们说：“你们全家要安心留在国内，像介正那样，为中国人争气！”1980年11月，蒋介正奉命去毛里塔尼亚建设港口，临走时对家人讲了一席话，勉励家人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工作和生活，并希望小儿子像他那样，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孩子们把他的话偷偷地录了下来。1982年2月7日，蒋介正在异国病死的不幸消息传到了家里。想不到一年前蒋介正对家人的临别赠言，竟成了永别的遗言。蒋介正为祖国建设，为完成国家援外任务，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蒋介正因公殉职后，国务院追赠以“烈士”称号。
以上所举的李林、沈尔七、蒋介正等几位归侨共产党员的英雄模范事迹，仅是成千上万归侨先进人物中的几例。
在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奋斗中，如果说，鲜红的党旗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女用鲜血染上的话，那么，其中也染有海外侨胞和归侨的鲜血。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人物及其可歌可泣的事迹，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他们的英名，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党史的光辉史册。
(作者：李景光，系致公党沈阳市委会直属三支部老党员、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编校：胡泊宇、韩志强；审核：李展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