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上午9时3分，获悉我们尊敬的罗豪才主席辞世的消息时，悲恸之情不禁涌上心头。就在一个小时前，我还陪同李克强总理在罗主席的病床前，倾听着医生给我们讲述他的病情，期盼他的病情能够好转。而此刻，却已是天人相隔。我久久站立在窗边，眼前浮现着一幕幕与罗主席交往的点点滴滴。 

　　2007年中国致公党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从罗主席手中接过接力棒，当选致公党中央主席。彼时罗主席笑容可掬，他与我久久握手，深深期许之情尽在其中。罗主席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此时他的那句“在我看来，从事什么行业、做到什么位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把一生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了无遗憾！”仍然响彻在我的耳边…… 

　　罗主席1934年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爱国华侨家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经历了日本侵占及英国殖民统治新加坡时期，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民那种被歧视、被压迫的屈辱感，使他从小就萌生了强烈的反帝反殖意识。早在读中学时，他就积极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1951年，他不幸被新加坡殖民当局逮捕，监禁一年零三个月。1952年7月，英殖民当局借由“出生证”丢失将其被驱逐出境，年仅18岁的他乘船离开新加坡，满怀豪情地投身到祖国建设中。 

　　回国后，罗主席立志“要为祖国的强大付出自己的努力”。他刻苦攻读，于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60年留校任法律系助教。从助教、讲师、教授、到北大副校长，一路走来，罗主席潜心学术、笔耕不辍，出版了一系列颇具权威的法学教材和专著，成为新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开创者和奠基人、软法理论倡导者。即使到后来，虽然行政工作越来越多，罗主席也一直担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和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始终从事着他心爱的法律研究工作。 

　　1986年，罗主席当选为北京市侨联主席，1988年又当选为中国侨联副主席。1997年11月在致公党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致公党中央主席。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后,罗主席为全面统筹、谋划好致公党的各项工作竭尽心力。鉴于致公党成员规模情况，他要求全体致公党党员秉承“致力为公”的立党宗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的规模小声音不能小，党的人数少作为不能少”的口号，极大鼓舞了致公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参政履职的热情；他倡导弘扬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广泛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带领致公党与海外爱国侨团建立联系，积极探索与未建交国家开展民间交流活动，开创了致公党海外联络的新局面；为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亲身带队深入基层调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发展、扩大两岸经济合作与交流的建议并被采纳，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推进社会服务工作，他多次深入重庆酉阳等贫困地区访贫问难，为“致酉合作”的蓬勃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在罗主席的带领下，致公党各级组织及全体党员团结一心、积极进取，参政议政、海外联络、社会服务、组织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积极的成效。 

　　罗主席出生在海外，一生与侨结缘。他心系侨界群众，为他们的权益和发展殚精竭虑。作为法学专家，罗主席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制定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领导人，他以个人名义或组织党派同志提出了关于贯彻落实《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解决华侨农林场存在的困难、侨乡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改善侨商投资环境等问题的提案和建议。他还高度关注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指出要更多关注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的工作。一方面鼓励海外侨胞积极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华文教育，努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使关心侨团事务、关注祖国发展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争取侨心支持，涵养侨力资源。 

　　罗主席也十分关心海外留学人员生活，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归国创业、为祖国服务。他组织中央调研组走访国家科技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单位，并对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大连等地的“留学人员创业园”进行考察调研。1999年全国政协大会发言《筑巢引凤，精心培育，促进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健康发展》引起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的高度重视。如今，服务留学人员已经成为致公党工作的新领域、新亮点。 

　　罗主席的一生，是追求光明、勤勉治学、矢志报国的一生。他为中国法律和教育、为多党合作事业作出的卓著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的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貌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作为致公党的卓越领导人，作为海内外侨界受人爱戴的领袖，其报国之志、爱国情怀和时代责任感，我们也将代代传承！ 

　　罗主席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品德与精神永远存在，不可磨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历史终将铭记，罗主席的光辉人生、卓越贡献必将被后世记取并发扬光大！ 

　　罗豪才主席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