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九一八”事变后，旧金山五洲致公总堂主席胡維琳、总监司徒俊葱（“二大”代表，后任致公党中央第四届主席团成员、第五届副主席）积极发动各地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及广大侨胞参与抗日救国活动， 他们的抗战救国行动得到十九路义勇军的赞许。1932年1月28日，五洲致公总堂获得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嘉许状，嘉许状写道：“日寇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守土英勇事迹，可歌可泣。五洲致公总堂曾大力捐输财物，鼓舞军心”，并附有三将军的合影照。

　　1933年底，纽约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伍锐勋、会长肖步云（后任致公党中央“三大”执委兼侨务部长）等致公堂（党）人士自厦门、漳州、福州往上海拜访上海洪顺互助会，并受到蔡廷锴的热情接待，回美国后召开各种会议，积极宣传通报国内抗战情形。

　　1934 年8月30日，蔡廷锴将军一行抵达纽约，“侨胞在码头欢迎者达三千余人”，1934年9月3日纽约洪门致公堂集会，欢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谭启秀、丘清英等，大会由中国致公党总干部、纽约致公总堂会长肖步云主持，并介绍蔡将军等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蔡廷锴说：“忠心义气，十九路军与洪门宗旨一贯，忠诚救国、支持抗日，愿此后再接再厉”。总理司徒美堂、盟长伍锐勋等洪门领袖到会，展现团结气氛。1937年1月伍锐勋、肖步云在当地华侨中发起救援上海“七君子”的运动；

　　美洲洪门大佬、爱国华侨司徒美堂,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深明大义,铲除门户之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侨众,联合华侨社会中的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指挥机构,动员广大侨胞募捐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国捐输,共赴国难；

　　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利用自己的身份，冒着危险，多次帮助和保护了逃亡在香港的受敌人追捕的革命志士和爱国同乡；

　　1938年日本侵占大鹏湾，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组织“惠侨救乡会”，以人力、物力支援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还用个人资金创建“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菲律宾洪门人士许志猛积极组织和发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日军侵占菲律宾，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直接面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

　　马来亚洪门人士柯朝阳（后任致公党中央第七、八届常委、福建省主委），九一八事变后，捐资支持留日回沪的闽南学生创办《现实周刊》，宣传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加坡积极参加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工作，支持抗日。抗战胜利后，在新加坡与友人合办《新民主报》，出任经理。

　　菲律宾五个洪门团体（洪门进步党，洪门致公党，洪门秉公社，洪门竹林协议总团、洪门兢业总社）也在1934年8月，响应祖国团结抗日的号召，共同发起组成“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会总会”（简称“洪门总会”）。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该宣言把中国致公党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之一，表明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中共高度重视。

　　抗战胜利后，1945年5月，中国致公党、宪政党在旧金山联合举办演讲会，邀请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演讲。司徒俊葱主持大会，董必武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演讲中，赞扬了美洲侨胞在抗日救国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全面介绍、阐述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董必武的演讲，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和鼓舞。(本文作者：厦门 王起鹍）

1931年9月30日，南北美洲致公党通电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发表抗日宣言

　　            1932年2月3日，加拿大洪门组织召开救国抗日大会，号召捐资救国，并以“全加洪门救国抗日会”名义致电第十九路军及抗战将军、战士

　　旅美华侨义捐救国会认捐凭证　　　

旧金山宪政党捐款收据

　　1943年8月25日旧金山致公党总部致旅美华侨义捐救国会执事书

　　1933年12月在上海，纽约美洲致公总堂会长肖步云肖步云、蔡廷锴将军、致公总堂盟长伍锐勋

1932年1月28日，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赠给旧金山五洲致公堂（党）的合影

　　                         五洲致公总堂曾大力捐输财物，鼓舞军心。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敬赠嘉许状留念。

　　蔡廷锴为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主席司徒俊忽题字

　　1934年9月3日纽约致公堂集会，欢迎蔡廷锴、谭启秀、丘清英，大会由中国致公党总干部、纽约致公总堂会长肖步云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