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2月,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从旧金山移到香港,由于港英政府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因此以“致公俱乐部”名义在香港登记注册，“致公俱乐部用笺”成为当时中国致公党行文“用笺”

“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当局查禁邮件十分严密，总部设在香港的致公党中央常以“快邮代电”方式向各地致公党党部通报国内形势，“致电”海内外各级所属分部、支部，随时通告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的指示。

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密报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北上之事宜（电文摘要如下）：海内外各级党部同览，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总理即草定救国大计专函南北耆宿共策，并发表告国人书，总理因接北方实力派诸领袖派员来港催促，当於十二月四日由港趁轮北上，本会迭奉函示诸事已有具体办法，全国人心对国府外交已异常愤闷，正我党戮力救国之际，希即密告各同志准备一切，俟各事成熟当再密电通告，慰旅外同志及我华侨热望（中国致公党干事会印）。

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成立之时，陈炯明就在《致蔡元培张继书》中，提出了为谋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的四项主张，首次发出各党各派 “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的号召，成为全国第一个投身抗日救国的政党。

1931年12月4月，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离开香港后第三次北上，到上海偕同章炳麟往天津，再晤段祺瑞等北方要人，商议重组“共和大同盟”，以逼使南京，共同抗日救国。陈炯明在上海，天津逗留了五个多月，于（1932年）4月下旬返回香港。是年7月，又重赴天津，（1933年）1月中旬，因得母亲病重之电，匆促回港侍奉。他再次到天津时，日本人企图拉拢陈炯明，然而陈炯明则命其“先归还东三省”，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收买，显示了民族气节。

之后，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通告各地组织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

1931年9月29日南北美洲致公党联合通电南京蒋介石、北京张汉卿（张学良）、广州陈伯南（陈济棠），提出“废党治、开国会、挽民心、对日决战，本党誓为后盾”的声明；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发表宣言，呼吁侨胞团结抗战；同时美加各地洪门组织，纷纷召开“抗日救亡”演讲会，报告国内形势，发动侨胞抗日救国；1931年12月31日，加拿大洪门组织召开救国抗日大会，号召捐资救国，并以“全加洪门救国抗日会”名义致电第十九路军及抗战将军、战士。(本文作者: 厦门 王起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