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

　　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一说14年），是中国“伟大的卫国战争”。原本如一盘散沙的中华民国，在国家危机面前出现了空前团结。无论党派、民族、阶层，几乎无不排除私见，戮力卫国。一个还未进入工业化的农业弱国，单独面对一个连第一军事和工业强国美国都头疼不已的日本的疯狂侵略，最终取得胜利，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上，可说独一无二。

　　这场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打破了近代中国抵抗外国侵略者屡战屡败的局面，一洗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

　　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在当今复杂的国际社会形势下，面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力量的抬头，面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企图，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时刻保持警惕。作为一名生在红旗下，长在新时代的年轻致公党人，重读70年前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更能明白我们肩上所担负的责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感谢致公党内的老同志、老前辈，特别是厦门致公的王起鹍先生、上海致公的陈昌福教授，正是你们不断地努力发掘，才能让我们这些年轻党员逐渐清晰的看到致公党的历史，看到了孙中山、黄三德、陈炯明、司徒美堂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一、改堂为党

　　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是洪门致公堂。若论致公党的渊源，本应该和国民政府的执政党国民党水乳交融才是，但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到抗战爆发之前，致公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可说是水火不容。

　　1904年1月，在海外募集资金、招收同志准备起义的孙中山，为了有助于革命大业，经黄三德介绍，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担任洪棍之职。从此，洪门中人称孙中山为“革命大哥”，在美洲的衣食住行、人身安全完全由洪门负责。在武昌起义前，由孙中山发动的10次起义所需资金，绝大部分是由洪门人士和广大华侨捐赠。美洲洪门甚至将温哥华、多伦多、维多利亚三地4所致公堂大楼抵押拍卖，为孙中山筹集急需资金。

　　武昌起义成功后，各地致公堂竭尽全力为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造势：“连日筹划发电报，用各埠致公堂名义，各华侨团体名义，一日而发三数十封，电报之费逾千——谓临时总统非孙君莫属”。孙中山当选后，继而贺电如云。

　　然而，从此时开始，孙中山与致公堂的关系便愈趋愈远，以至反目。反目，自致公堂欲改堂为党而始。

　　为了应和新时代的政治需求，致公堂的领导人们，如黄三德、司徒美堂等都希望将洪门改为正式政党，在国内政坛某得一席之地，以维护海外华侨的利益。他们屡次向孙中山发电要求洪门在国内立案，可孙中山对此十分冷淡。

　　而后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海外，仍欲得到洪门支持。可嫌隙在前，南洋华侨在邓泽如的推动下尚能给予支持，而美洲致公堂则应者寥寥，筹款更无从谈起。黄三德直言不讳：“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改堂为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推举反对国民党的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副之。这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致公堂虽在辛亥革命前与革命党荣辱与共，但在民国建立后便和国民党分道扬镳，直至正式建党，更是视国民政府为敌。日后抗战军兴，致公党上下尽弃前嫌，全力支持抗战，实是难能可贵。

　　二、首倡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中国面临着殖民地化的严重威胁。

　　1931年10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决定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从旧金山移到香港，可切实参加国内的政治斗争。

　　10月10日，陈炯明发表《致蔡元培张继书》，提出“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的四项主张。致公党中央亦电告各埠，准备救国事宜，号召“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中国致公党成为全国第一个投身抗日救国的政党。

　　1931年12月4月，陈炯明离开香港第三次北上，到上海、天津会晤北方要人，商议重组“共和大同盟”，以逼使南京，共同抗日救国。恰逢“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陈炯明旧部、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为班底组建的第十九路军，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与日寇展开自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场大会战。中国致公党在陈炯明率领下，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一洗国民党政府四个月来不抵抗的耻辱。

　　1932年2月，致公党美洲总支部主席司徒美堂在安良堂召开干事会，作出3项决议：“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3月，致公党又联合华侨建立“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至12月中旬，共筹得10万银元（大洋）。陈演生等人化装成商贾，冒着刺骨严寒，几经艰辛，将10万银元送交东北义勇军。中国致公党是全国第一个支持抗日民族武装的政党。

　　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联系工作。至此直至抗战胜利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前，中国致公党总部基本不再有统一党务活动，而是世界各地致公党（堂）自发独立活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奉调入闽“剿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和李济深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反蒋抗日。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及加拿大致公堂先后致电，拥护新政权。

　　不久，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8月28日抵美，访问十几个城市。蔡将军一行抵达纽约，“侨胞在码头欢迎者达三千余人”。9月3日（农历7月25日，为洪门五祖纪念日）纽约洪门致公堂集会，欢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在会上表示：“忠心义气，十九路军与洪门宗旨一贯，忠诚救国、支持抗日，愿此后再接再厉。”司徒美堂为保证蔡廷锴的安全，不仅亲自向致公堂布置保安任务，而且自始至终为蔡廷锴保镖。

　　继蔡廷锴之后，杨虎城、冯玉祥和陶行知等爱国将领和民主人士在蒋介石迫害下，避祸美国，也都得到司徒美堂等致公党人和其他爱国侨胞的热情接待和保护，使他们的抗日宣传活动得以顺利进行。

　　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国活动，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把致公党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它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

　　1935年12月9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美国华侨也在美掀起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潮。28日根据司徒美堂的建议，纽约华侨抗日救国会通电全国，支持爱国学生：“九省沦亡，罪在专政，包办卖国，顾抑民权，侨众主张取消党治，组国防政府，抗日救亡，方有希望。”

　　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主张抗日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等7人，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伍锐勋等300余名知名人士联合发出《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国难日亟，正宜全国一致抗日，今乃自毁长城，不胜惶惑。请立释七领袖，并惩办陷害主犯，以示抗日决心。”同时在华侨中发起救援七君子运动，为七君子最终获释做出贡献。

　　义捐筹饷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司徒美堂以其古稀之年，犹不辞辛劳奔走呼号于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巴拿马等国之间，宣传抗日救国。为了集中全力发动侨胞募捐活动，司徒美堂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并与在香港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取得联系，把美洲侨胞的捐款送往国内。

　　1936年，旧金山有两个抗日救国会，即“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和“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前者以中华会馆为主体，后者以个人为单位。“七七”事变后，双方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同意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团体，并于1937年8月21日，在中华会馆召开全侨大会，通过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义捐救国总会”）。该会的统属分会有47个，遍布美国、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大部分致公党、洪门组织及洪门人士积极参与总会活动，成为全美洲各地华侨抗日救国会之规模最庞大者。

　　据统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华侨捐款总数达五、六千万美元以上（一说2亿美元）。1937年7月至1940年10月，海外华侨捐献飞机217架，仅美国华侨献机就有50架。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总收入约为226亿，华侨汇款达53亿，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二分之一。华侨汇款在战时中国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怪乎有人把华侨称为“抗日长城”，而日本政府及学者则都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

　　三、坚持团结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悍然发动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同时也受到海外侨胞的强烈抗议，反对这种“枪口对内”、“投降分裂”的可耻行为。司徒美堂于1月8日分别向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发出快邮代电。毛泽东接到司徒美堂的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的电文后，于3月14日予以复电，指出中共始终以民族为重，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合作抗日到底。司徒美堂历经险难，亲自到重庆，敦促国共两党合作，集中表达了千百万海外赤子要求祖国团结，反对国共分裂的共同心愿。国共两党坚持合作抗日并较快解决局部军事摩擦，无疑是凝聚着华侨的努力和功绩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活动被迫停顿，但各国各地区的致公党（堂）组织仍然和所在国或地区的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本侵略。日本侵略者在南洋各地的残酷统治和疯狂劫掠，激起东南亚各族人民和华侨的愤怒反抗。海外的致公党（堂）组织或运用原有报刊、团体大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或组织华侨抗日武装，参加当地人民的抗日军，或以其他各种形式，同侨居地民众、盟国军队并肩作战，坚持抗日战争到最后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建立了不朽功勋。

　　1945年3月，司徒美堂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联合发表《十报宣言》，号召中国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并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这份宣言表现了广大致公党成员和海外华侨对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国家的关注和期望，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和强烈的政党意识。

　　1945年5月，中国派出10名代表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司徒美堂被选为这个代表团的华侨顾问。中国致公党、宪政党在旧金山联合举办演讲会，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演讲中，董必武赞扬了美洲侨胞在抗日救国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全面介绍、阐述中共坚持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和鼓舞。

　　四、浴血重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致公党的广大党员和侨胞的觉悟普遍有了提高，同时在党内也锻造了一股民主进步力量。他们殷切盼望祖国繁荣富强，并希望早日结束自香港沦陷、中央组织被迫停止活动以来的涣散局面，以便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能够代表海外华侨参与祖国的政治建设，以及为建设战后的新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国内的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逐渐认识到只有“民主、团结、抗日”才能救中国，特别是在重庆与司徒美堂的接触中了解到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认为恢复致公党总部，团结华侨力量，争取加人人民民主阵营，不仅必要而且必有可能，于是在国内同时开始进行重建致公党的工作。

　　1946年初，陈其尤、黄鼎臣、伍觉天等先后由内地到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汇合，之后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前途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国致公党于1947年5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以后，致公党的历史方向发生根本的转折，并开创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