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侨居国外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大规模出国还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那时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农村破产，百业凋零，许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另一方面。西方殖民者为开发殖民地，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大量掠卖华工。据统计，从19世纪 50年代开始，每年平均约有10万华工被贩运到世界各地。截止1940年6月，海外华侨已达854万多人.。 

　　华侨侨居国外，举目无亲，生活艰难，他们非常想念家乡，思念祖国，他们在一首歌里唱道：“在海外更了解到家乡的可贵，在海外更感到弱者的悲伤”。 

　　海外华侨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他们身居海外，寄人篱下，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兴衰存亡，直接关系到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和权益。他们深知，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华侨将永远无法摆脱被歧视、受凌辱的命运，华侨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他们盼望祖国强大昌盛。对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造成祖国贫困落后的反动统治者十分憎恨。因此，华侨一贯积极支持祖国反对外国侵略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海外华侨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决支持、积极参加祖国的抗日战争，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一、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及救国宣传运动   

　　  

　　1、“九.一八”事变后的的抗日救国呼声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到翌年1月，整个东北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同胞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践踏。 

　　侨胞们在国难当头的紧要时刻，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严厉谴责，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做法，愤怒声讨。 

　　在马来亚新加坡，陈嘉庚发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号召“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在马来亚槟榔屿，华侨捐款购买战斗飞机，准备供与日宣战之用。越南中圻华侨组织反日后援会，表示愿“为祖国对日交涉之后盾”。 

　　在菲律宾首府马尼拉，华侨商会代表10万侨胞，拍电报给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前菲岛总督福白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吁请他们“以伸公道而救世界”。11月，马尼拉华侨召开国民救国大会，决定向菲律宾华侨筹集500万披索，以资祖国抗日战费。 

　　在欧洲，比利时华侨召开代表大会，组织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并通电国民政府：“望对日宣战，留比华侨，整装待命”。 

　　10月4日，英国伦敦华侨各团体总会发表“宣言书”，呼吁关注世界大事的人们，“责令日政府立即撤兵”，赔偿中国损失。 

　　在美洲，9月24日，美国旧金山中华会馆召开全体大会，组织了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以领导华侨的抗日救国活动。并通电国内，“请朝野上下一致对日宣战......共赴国难”，加拿大维多利亚华侨组织一营义勇军，准备回国抗日。 

　　为了支援祖国抗战，华侨的爱国行动逐渐由分散行动走向团结一致行动。 

　　在南洋，经过四个月的筹备工作，1937年2月12日，星洲华侨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新加坡成立。在缅甸、印尼、安南等国的华侨也大都按地区组织了抗日救国的团体。 

　　在国难当头之际，美国华侨开始努力合作。1936年1月19日，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那天风雪交加，寒冷异常，而侨胞到会却空前踊跃。不久，旧金山、芝加哥、费城等地华侨也建立了联合抗日救国会。古巴华侨在抗日救国高于一切的思想激励下，于1936年2月，成立了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在欧洲，法国巴黎等地的侨胞先后成立了巴黎中华民众抗日救国会、旅法中国救亡会等抗日救国团体。在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时，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成立了旅法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国的华侨也都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团体。 

　　  

　　    2、开展国民外交活动， 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 

　　华侨利用侨居地的各种关系，开展国民外交活动，以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华侨运用各种宣传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和奸淫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同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与危害世界及侨居国和平的关系，呼吁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捍卫世界和平。 

　　散发外文传单和宣传册子，是华侨对外宣传的重要方式。1938年新年之际，全欧抗联印发《抵制日货援助中国》的法文传单20万份，及《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之英勇抗战》的法文小册子2万份，赠送法国各界。加拿大华侨团体经常用英文编印抗日宣传册，分送各地，揭露敌人的暴行，唤起加拿大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在美国，侨胞办刊物、印发传单、演剧、讲演和举办抗战图片展览会等，广泛进行国民外交活动。华盛顿中国学生会编辑英文《抗日周刊》，专对美国民众宣传。旧金山华侨洗衣业工人，把救国团体印刷的暴漏日帝侵华的宣传品，放进已洗好的衫袋或裤袋里，呼吁当地民众支持中国抗战，伸张正义。抗战爆发后半年内，华侨洗衣业侨胞利用工作之便，向主顾散发的抗日宣传册达1万册之多。在马来亚，华侨青年印刷了大批的外文传单，深入工矿、农村、橡胶园和山区散发。 

　　在新加坡，207个华侨团体联合进行拥护反侵略运动大会的各种宣传活动，发通电，集会游行，并确定2月10日至15日为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各团体、各学校、各娱乐场以致街头巷尾，都有“热血的华侨在那里宣传”。雪兰莪、霹雳、槟榔屿等地的华侨也有同样的热烈表示。全马来亚充满着拥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呼声。美国波士顿26岁的餐馆工人李兆焕和华侨青年，“举着标语牌满街跑，做宣传，渐渐地，人们理解了，尤其看到南京大屠杀，美国人明白了日本确实侵略中国，而且极其残暴，毫无人道。” 

　　在法国，抗战爆发后，全欧抗联尽力发动法国人民支持中国的抗战，遍访法国政府、各政党、工会、宗教团体以及其他反战反法西斯爱好和平同情中国抗日的团体共40个单位，并帮助法国中国人民之友社扩大组织和开展工作。在比京（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开会之前，全欧抗联即通告全欧华侨团体，派遣代表赴比共同进行国民外交活动。 

　　1937年秋，在美中国战事救济联合会（简称在美救联会）在旧金山成立，参加者有旧金山的华侨救国团体，当地的海员工会、铁路工会、码头工会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在美救联会明确规定了自己的任务：（1）使国会通过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区别侵略国家而禁运军火前往该国；（2）宣传并扩大抵制日货；（3）对中国平民持续做慈善救济；（4）组织并合作太平洋沿岸的宣传工作。在欧美，比较有影响和规模较大的联合组织还有：由郑家颐和罗斯福上校（罗斯福总统之子）联合发起，有7个大型团体参加、在全美各地建立200多个分会的全美援华联合总会，由孟治与社会名流联合的中美协会，冀朝鼎与纽约的知名人士共同组织的纽约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熊式一在伦敦与支持正义的英国友人共同建立的纽约美国中国人民之友社，陈光润在加拿大与各大学教授一起组织的加拿大中国人民之友社等等。在东南亚一带，有曾廷泉与当地人士组织的中菲协会和中国之友社等。反日援华联合组织的建立，有力地支持了华侨的救亡斗争，并推动了各国反日援华斗争运动的发展。 

　　在华侨的积极努力下，世界各国人民不但从道义上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与华侨一起进行抵制日货、捐款捐物等活动。 

　　在英国，在旅英侨胞的宣传鼓动下，英国各党派、各阶层的人士都自动起来参加援华运动。他们举行游行、举行“反日援华周”，抗议日本侵略中国、要求抵制日货、要求政府禁售军火和拒绝贷款给日本。同时，英国民众还捐款捐物支援中国抗战，英国援助中国委员会每周都有大批药材、衣服等物品经香港运往中国。伦敦市长领导下的对华救济基金委员会，仅在1938年内就募捐15.2万英镑，衣物数十万件，支持中国抗战。 

　　在美国，1937年10月7日，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与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大会联合召开“援华抵制日货大会”，有1.3万名美国民众和2000名华侨参加。与会者一致赞成以实际行动打击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抗战。费城拥有10万工人的产业工会通过决议抵制日货。全美学生会于1937年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会议，代表们当场将身上的日织丝袜和丝围巾焚毁，以表示对日军在华兽行的抗议。1941年5月，美国援华联合总会联合全美各地的中美联合组织，发动了风行全美的完成500万美元救济中国伤兵难民的“中国周运动”。还有赛珍珠等69位名作家自动以稿费和版税援助中国抗战。 

　　     

　　二、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 

　　   

　　在抗战期间，华侨把抵制日货看作是支持祖国抗战的一部分，他们说：“现在一见到日货，立刻想到枪弹，立刻眼前展开日本轰炸中国、侵略中国的惨景。”因此，华侨在世界各地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抵制日货与不合作运动。 

　　1、抵制日货运动 

　　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华侨就在南洋各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但广泛、大规模展开则是在“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以后。 

　　抵制日货运动有坚强的组织和领导，南洋各地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组织。抵制日货运动不但禁止日货的经销和使用，而且要求华侨断绝与日本人的一切关系，这就给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 

　　在马来亚，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发起“救国连索运动”，主要内容有：（1）禁卖禁买日货；（2）不卖货与日本人；（3）不为日本人工作。（4）抗战到底。“救国连索运动”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加。新加坡、马来亚侨团大都成立了抵货会和锄奸团，抵货会负责检查货物，锄奸团负责侦查是否有商贩发售日货。 

　　在暹罗，虽然在暹罗政府的高压和严密监视之下，抵货运动和锄奸运动“也有如野火燎原似地扩展到每一个角落”。以前，日本商品在暹罗的进口商品中居于第一位，迨中国开展全面抗战后，华侨商家一致议定，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宁可放弃易得的利润，也不再推销日货。 

　　在缅甸，1937年10月，成立了缅甸华侨抵制日货总会，制定了“严惩奸商”等措施，规定“贩卖仇货者应作通敌论罪”，使日货在缅甸各地受到很大打击。 

　　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各国，许多经营日货的华商，纷纷改卖国货和欧美货，他们取消了原先定购的日货，并联合订立契约，“誓不贩卖”日货。 

　　南洋华侨开展的抵货运动，使日货在南洋的销售一落千丈。即以马来亚来说，1937年6月，共输入460.9万元的日货，而1938年2月仅输入77.7万元的日货、这样的巨减，对日本无疑是重大打击。 

　　  

　　2、不合作运动 

　　海外各地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号召广大华侨不和侵略者合作，不为侵略和服务，不以物品供给侵略者。此举在当时被称为“不合作运动”。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抗战爆发后，为了扩大侵略战争，急剧增加军工生产。截止1937年12月底，因为军需工业品输入的激进，对外贸易的负债额约计已在10亿之谱。现在每日平均又要消耗1,500万元以上的战费，其来源仍不外发行公债，已发及待发的公债，超过70亿元。当时日本人口仅有7千万，担负这么沉重的战费负担，决不能维持长久。因此，日本一面加紧掠夺东南亚一带的矿产资源；一面从美、英等国大量地进口废钢铁和其它军需原料。 

　　马来亚是日本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一个重要的军事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原料供应地。抗战爆发后，日本每年所需要的铁有2/3出产在马来亚。日本还在马来亚建立了二座大型的钢铁厂和在东南亚地区唯一的铝厂。抗战爆发后，为了制造军火的需要，日本侵略者急剧增加马来亚铁矿的开采量，月产量由原来的10万吨猛增到30万吨。其中的龙运铁矿是日本人在马来亚的“最大经营”，其产量“平均每周必装满3艘轮船往敌国”，“倘日以此制造军火，则每小时制造子弹4亿5千万颗”。日本资本家“为了防范华工的反抗，其限制约束的办法也较以前更为残酷”。他们一面用武力威胁华工，严禁他们看书读报，谈论国事和参加各种爱国活动，一面用花言巧语和金钱诱惑华工，企图使他们为其提供更多的进行侵略战争的重要原料。 

　　当华工得悉自己生产的铁矿和钢铁、铝片是运往日本制造屠杀祖国同胞的枪炮和飞机时，龙运铁矿的华工“不忍昧于爱国良心，情愿受失业之苦”，于1937年12月初一致罢职离矿，打响了华工对敌罢职的第一炮。紧接着，其他各矿华工也相继罢工，蜂涌离矿。与此同时，日营钢铁厂和铝厂的华工，也全部罢工离厂。马来亚日营铁矿和钢铁行业陷于瘫痪状态。1938年1月3日，容株巴辖铁矿的机械“全数被炸毁，一无所存”，制造飞机重要原料的日营铝厂的一切生产资料也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广大华工罢工使马来亚日营钢铁生产受到致命的打击。据统计，1937年前11个月，马来亚每月运往日本的铁矿平均达128,858吨，到12月份，则仅有12,424吨运出，减少90%以上。 

　　侨团和爱国侨领积极支持华工的罢工斗争。新加坡筹赈会为罢工返新加坡的华工安排食宿，寻找职业。陈嘉庚以福建会馆的名义在侨胞中进行募捐，加上筹赈会的捐助，共筹集到叻币6万余元，资助侨工并安排部分侨工回国参加抗战工作。华侨巨商胡文虎也捐款帮助这些侨工寻找职业，出资帮助他们回国。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是日本重要军事物资的主要供给者。美国一些资本家源源不断地向日本出售废钢铁和其他战需物资。为了反对美国给日本侵华战争以物资上的支持，防止废钢铁和其它军用物资由美国装运赴日，旅美华侨除了自己不购，不买不卖日货外，还发动了大规模的“不供给运动”，劝阻美国码头工人和海员，抵制美国废钢铁和战需物资运往日本。 

　　美国加州55个华侨救亡团体联合当地友人，组成了数千人的纠察队，在加州码头日夜巡逻，严格防范废铁装运日本。在旧金山，1938年12月16日，希腊籍轮船“施祥罗司”号装运废铁2,500吨准备起航赴日，侨胞侦悉，群情激奋。华工放下了手中的工具，华商关闭了自己的商店，华生冲出校门，华侨妇女走上街头。奔走呼号，互相串联。顷刻间，2万多华侨汇成一支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大军，开进旧金山码头。一面将“施祥罗司”号轮船团团包围，向该轮船员及船长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一面推出近百名代表，分别向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及美国总统罗斯福请愿。自16日起，2万多华侨在码头日夜轮流值班，坚持不懈，不获全胜，决不甘休。经过多方的交涉和斗争，在广大美国友人的支持下，终于取得了胜利。国内《新华日报》和《华侨动员》、《华侨先锋》等报刊，均发表专题报道，高度评价和赞颂侨胞的这一正义斗争。在西雅图，日轮“海安丸”号准备装运废铁赴日，由于华侨的制止和斗争，“致使该轮一无所获而去”。在美国籍“黑生轮”上工作的33名华侨海员发现自己的轮船装满盐硝准备运往日本，将会化作炸药轰炸祖国时，“激于民族义愤，群行罢工”，一致离船上岸。挪威货船“诺斯夫人”号在古巴装载废铁一批正欲启碇时，船上中国水手20名察明这些废铁是运往日本的，拒不解缆。船主通知警察当局把水手扣留，该船方始开行。《华侨先锋》发表专文称誉中国水手“爱国热忱，实堪钦佩！” 

　　世界各国华侨展开的抵制日货、罢工、罢职和破坏敌国原料供应的斗争，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有力地配合了祖国的持久抗战。 

　　  

　　三、华侨对中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在经济方面援助祖国抗战，是华侨对祖国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最集中表现。抗战期间，华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祖国抗战进行经济援助。 

　　  

　　1、募捐和侨汇  

　　    (1)捐款 

　　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捐款，主要形式有常月捐和特别捐，以及献金、义卖等。 

　　常月捐，是一种最见成效的捐款形式。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发出《劝募长期月捐宣言》，阐明侨胞坚持长期月捐对祖国抗战的重大作用。宣言说：“中国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前线的健儿拼他们的性命，后方的民众就要一肩挑起救济伤难的责任。为了保证最后胜利的获取，我们必须不断替伤军难民解除痛苦，必须不断为我祖国充实抗战力量。富有的固要多多捐输，中等以上工商各界也该量力从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众都来认月捐，斟酌自己经济的情形，节省一切不必要的消耗，尽可能的救灾救国，让政府能专心去应付抗战。抗战一日不停，我们为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到解放为止。”新加坡华侨筹赈会制定了有12条具体内容的《常月捐简则》，来切实推行募捐运动。同年2月，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具体办法推行常月捐，其重要内容如下： 

　　一、常月捐由三月份起征收至八月份为第一期。 

　　二、常月捐捐款概收菲币。 

　　三、店员职工及自己职员等，每月至少须照收入薪俸抽捐百分之三十。 

　　四、厂主店东等捐资产者，酌其财力，分为十等劝募：优等无限，一等一千元，二等七百五十元，三等五百元 ，四等三百元，五等二百元六等一百元，七等五十元，八等三十元，九等二十元，十等十元。 

　　五、捐款人之姓名及款数，逐日在各华字报发表，如捐者于每月结束后，尚未见登报，须到筹赈会调查。 

　　各地华侨举办常月捐的办法，都规定得非常具体而恰当。美国华侨在推行常月捐中，还设有评捐会的组织，监督月捐工作。 

　　国民政府对海外侨胞常月捐很重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致电各地华侨抗日救国团体和华侨筹赈会说：“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关至巨，各地侨团务必努力促进，籍收实效。”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通令海外侨胞，一致推行常月捐，指出：“我国长期作战之基本条件，在与财力有源源不断之补充，而目前国内生产较厚之区，都被敌骑蹂躏，敌机肆虐，损失重大，经济建设，不免困难。我海外侨胞生事较舒既已热烈输将，迈卜式之高义，然每念前方将士，前从后继，战区民众，颠沛流离，自当本匹夫有责之心，再接弥励，以争取最后胜利之光荣”。侨务会要求海外各地“未举办常月捐之地方，务于适合当地环境之下，从速会同当地侨团，参照马来亚菲律宾常月捐先例，妥定经常劝募办法，及早施行，并将进行情形，随时具报。其已举办常月捐的地方，仍仰继续努力。” 

　　各地侨胞为了夺取抗战胜利，竭尽全力，按月缴纳抗日捐，提出了“逃避义捐，非我族类；捐而不力，不算爱国”的响亮口号。据统计，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各地华侨逐月义捐达1,350万元。在南洋，1938年10月南桥总会成立时，南洋各国华侨的筹赈会计划月捐共400余万元，到1941年12月，据陈嘉庚统计，南洋华侨实际每月平均捐资734万元，为世界五大洲华侨月捐之冠。 

　　据统计，以每人平均捐输数目而言，南洋以菲律宾华侨居首位，平均每人每月捐5元，全菲华侨常月捐保持在70万元的较高水平。菲律宾归侨林季良回忆说：“我在菲律宾做店员时，每月薪金是4元钱，菲律宾华侨为抗战募捐之款，平均每人每月5元，真是竭诚尽力，输财助战。” 

　　以个人每月平均捐输数而言，美洲以美国华侨为冠，也居世界华侨月捐的首位。 

　　根据1940年国币兑换美元价，每美元约等于14元计算，美国华侨每人每月义捐5.6美元，相当于国币78元。 

　　特别捐，是华侨为援助抗战某种用途的各种专项捐款。特别捐内包括航空救国捐、坦克车救国捐、救灾捐、寒衣捐等。募捐的方式，或劝募，或摊派，或举行游艺、赛球、书画展览，或请名人讲演，发售入场卷，或卖花、卖襟章、发奖券以代捐题，就航空救国而言，到1940年底，美洲侨胞捐款达美金630余万元，供祖国购机抗日之用。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侨胞举行中国空军节庆祝大会，当场捐献100万元，，以加强祖国空军建设。越南南圻华侨 李康，提倡每人每日一献机救国运动，南圻华侨每日可得9万元，全部捐赠国民政府购机。救灾捐，凡捐助祖国难民、难童、伤兵等都基本上属于救灾捐范围。1938年12月，由音乐家夏之秋率领的武汉合唱团去马来亚各地为祖国募集救灾等款项，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该团于1939年“七.七”在吉隆坡演出爱国话剧《逃难到雪兰莪》时，侨胞大受震动，当场捐款共27,300余元。在广大侨领、侨商和侨胞的大力捐助下,该团在480天内 ，获得捐款1,150万元的优异成绩。南洋一带，筹募救济战区撤退难民款，每年将近5,000万元。檀香山援助祖国孤儿寡妇宣传团为救济难童，捐出3,000元，她们表示：“虽然力薄，亦知救济恤怜，匹夫亦有其责。......明知杯水车薪，于事无补，不过略尽国民一份心意而已。”她们献出的不仅是钱，还是一颗颗赤诚的心！ 

　　寒衣捐，基本上是每年募集一次。1938年，马来亚华侨在陈嘉庚的主持下，为重庆寒衣募捐会和难童保育会募捐500多万元。1940年，南桥总会决定从8月份起，改募寒衣代金400万元，汇寄祖国，作缝制寒衣之用。1939年，宋美龄发动征募寒衣救济伤兵难民，美洲募得100万元，仰光10万元，菲律宾15万元，新加坡5万元另加英镑3500镑，瑞士1万元。 

　　献金，与特别捐相似，不同之处是献金多在纪念日举行。有的侨团在献金时先举行仪式，宣读“绝对出钱出力，绝不自私自利”等誓词后，当场奉献。有的侨团不拘形式，自由捐输。如美国的华侨店铺前悬挂难民救济箱，贴着难童遭劫的图画，或邀集儿童化妆成难童，向顾客要求救济捐。 

　　献金的主要名称有“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 献金”、“节约献金”，等等。关于“元旦献金”。1938年元旦，旧金山侨胞将元旦龙灯游行大会改为捐款运动，援助中国伤兵难民。加上其他捐款活动，元旦这天，该地侨胞共捐款3万元。“七.七献金”的热烈程度极为可观。以1939年“七.七献金”运动为例，暹罗华侨是在亲日的暹罗銮波汶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以十分隐秘的方式进行的，全侨胞先后秘密捐集100万元巨款汇回祖国。 

　　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发售纪念章1万枚，每枚售价至少荷币1盾，将所得之款悉数充赈。该会还决定扩大募集义捐，将全城化为20个区域，由该会全体委员分别负责各区。该会主席丘元荣和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亲自负责第二区域即小南门早市场一带。这一天，侨胞至少募足10万元。该地《天声日报》社为纪念“七.七”抗战两周年捐2，000元，作为赈灾之用。该地侨胞还在7月7日素食1天 ，将节省的款项捐助祖国。巴达维亚屠业华侨组织募捐队，手持旗帜和献金箱向各户筹募。印尼泗水华侨团体在“七.七”的前一天，由男女老幼侨胞组织几支募捐队，从清晨7时起携带钱筒沿街奔走，进行劝募活动。该地陈林汽车运输商将一日所得捐予赈灾会。光华照相馆发售“七.七”纪念券，将现款移捐赈灾会。马来亚霹雳华侨发起“七.七”纪念救济难民筹赈会，收入总数达60万元，成绩极佳。 

　　总之，每年“七.七”纪念日，全世界各地侨胞都以各种方式进行献金，收到很好的实效。每年“九.一八”纪念日，各地侨胞同样要举行各种募捐活动，援助祖国抗战。1938年“九.一八”纪念日，仅英国伦敦华侨献金即达3,000英镑。 

　　关于“庆功献金”。凡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胜利，无论大胜小胜，各地侨胞都要捐集钱财，慰劳前线将士。1938年台儿庄大捷时，举国若狂，第五战区司令部每天都要收到海外侨胞的大量捐款和慰问电、慰问信。广大官兵“得此鼓励，无不精神百倍。”1941年底，中国湘北胜利消息传来，仅纽约一地，在10月内，华侨就献金35万元，由筹饷总会汇回国内，慰劳湘北中国官兵。     

　　关于“结婚献金”。海外华侨喜庆之日不忘祖国，如菲律宾宿务省华侨一对新婚夫妇，从结婚费中节省3,000元捐助抗战。他俩说：“日寇披猖，举国同愤，捐资抗战，义不容辞。”中国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泩，1940年2月，发起在菲之华侨集体结婚，第一次婚礼定于3月10日举行，男女双方节省的婚费均捐助祖国难民。 

　　关于“做寿献金”。如马尼亚拉一位华侨60寿辰，特别祝寿费用1万元，悉数捐献祖国，供救治抗战受伤战士之用。 

　　“节约献金”在海外侨泡中也很普遍。华侨中流行这样的话：“在祖国遭受苦难的时候，个人享乐是可耻的！”为此，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议决在国难期中，实行节约规则十一条： 

　　一、凡丧事不得用輓轴、彩牌、花圈、鼓乐，唯殡仪馆及外友所赠花圈，华人以白布书字者，不在此内。 

　　二、亲戚朋友对丧事表示诚挚与休戚情谊起见，除亲临慰问外，可赠以现款，其项可直接交丧家收集，缴交妇女慰劳会，或作其他救国用途，由丧家自决之。 

　　三、凡婚寿、洗礼、喜庆之事，亲戚朋友应酬者，可用公债券或现款，或妇女慰劳会所发行之赠券。 

　　四、喜事当事人，应当将收入妇女慰劳会发行赠券和现款，缴交妇女慰劳会，该会应作为喜事当事人之捐款，在报上公布。 

　　五、凡婚寿、洗礼、喜庆宴客，每次筵席，在10桌以下者，其献捐妇女慰劳会数额，可由事主自由决定之。 

　　六、由10桌至20桌，每桌捐款，至少菲币10元；由20桌以上，每桌献捐至少菲币15元。 

　　七、筵席伸算数目，应从实数为标准。 

　　八、上列捐款，全数由妇女慰劳会收集，汇缴祖国妇女慰劳总会，以为救济伤兵难民之用。 

　　九、上列规则，提交妇女慰劳会执行之。 

　　十、本规则尚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增补之。 

　　十一、本规则由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通过公布。 

　　华侨倡导的节约献金运动，在海外各地产生很大反响。吉隆坡女侨胞叶呜娣临终嘱节约丧费12,000元，捐助祖国难童和医院之用。菲律宾光华学校推行学生救国储金比赛，每1个学生由学校赠送1个扑满，交由学生自己储蓄，储金最多的第1、2 名由学校赠“得胜旗”一面，以为纪念。该校学生经此一番鼓励，节约献金的热情更加高涨。 

　　义卖，在海外各地侨胞中开展得很活跃，也是当时十分普遍的募捐形式。海外华侨的义卖活动，从团体到个人，从学生到各种职业人员均热心参加。活动范围从大城市到穷乡僻壤，凡有华侨足迹的地方，都有义卖活动。每逢假日和纪念日，场面更为热烈。在街上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你一角，我一角，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只要你有多少，捐多少......寄到前方去，买子弹、买枪炮，赶走强盗。到那时扬眉吐气，誓把中国保！”侨胞们购买义卖物品，都是按高于原有价格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数百倍付款。一个面包给20元，一碗炒面给50元，一个刻有“热心祖国”字样的徽章，给数十元至1万元不等。义卖收入，均全部交给当地抗日救国团体，再由救国团体捐给祖国抗战或救济伤兵难民等。先是，香港的瓜菜小贩同胞举行义卖，连本带利移作救国献金。香港九龙各界小贩相继响应，一时风起云涌，极其热烈。他们在义卖物品的标签上 写“抗战到底”、“共挽危亡”、“救国多是劳工辈”等字样，义卖成绩特别斐然可观。宋庆龄曾赞誉道：“最近香港侨胞小贩牺牲血本，义卖献金，继以各行商贩的继续义卖运动，堪称先后比美的壮举”！香港小贩的义卖活动，在海外侨胞中引起积极的反响。妇慰会菲岛分会从1938年10月初 至26日止，组织侨胞进行各种义卖，在短短的20多天里，募集15万余元，全部汇回祖国。其中，10月18日，汇交妇慰会主席宋美龄4万元，请代购防毒面具，分发前方将士之用。21日，汇交妇慰会总会转给救济广东难民2万元，又汇1万元交该总会慰劳薛岳所部抗战将士。27日，再汇1万元交鼓浪屿国际难民救济会转给难民使用。菲律宾一位华侨学生，把他历年积存的糖果费菲币26元，购买面包献给妇慰会分会义卖，并将卖得的3,090余元由该分会代汇祖国作抗战之用。这件事给美国汽车大王福特夫人知道了，大受感动，赠给他一辆珍贵的脚踏车，并举行赠车仪式。这位侨生当即将该车交给妇慰会分会代他立定办法出租，仍将所得租金献给祖国。 

　　宋庆龄在香港倡导的“一碗饭运动”，得到广大海外侨胞的积极响应。新加坡华侨妇女筹赈会为纪念“九.一八”10周年，定于9月18、19、20日三天举行“一碗饭义卖”，将所得义款捐助中、英难民。该会还致函全马来亚各地的妇女筹赈会分头推行“一碗饭义卖”。 

　　美国各地华侨为响应“一碗饭运动”，举行大会，进行义卖献金活动，得到显著成绩。1941年，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开展“一碗饭救济祖国伤兵难民运动，捐集美金12.5万元。     

　　在南洋各地，最为普遍的义卖活动是卖花，有的侨团组织特别队，专向各单位劝购。花分四种：名誉花无定价，一等花15元，二等花10元，三等花5元，普通花5毫。其方法是先登记，再送花及证书，随后由救亡侨团发消息并登报表扬突出事迹。特别引人瞩目的是由女工、女理发师、舞女、女佣及中小学生组织的一支支卖花队，串街走巷，鼓动劝买。在街上经常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先生买一朵花吧！先生买一朵花吧！这是爱国的花啊！这是救国的花啊！买了花啊！救了国家......”歌声和叫卖声，震撼了许多华侨的心灵，唤起了同胞们共同爱国的心声。仅“七.七”事变4周年纪念日那天，在星洲参加售花活动的，就有500余队2,000余人。“侨胞们都以襟上插花为荣。花，已经不是插在案头供人欣赏了，一朵小小的花里装满了侨胞们的热情。”菲律宾妇女的公开卖花集体活动，直至日军占领该岛的前半天才终止。 

　　在欧美各地，华侨卖花筹集抗日救国经费也颇见成效。如檀香山华侨妇女献金会是靠“制造花朵沿街求售，两日之内共募得国币12,000元。” 

　　侨胞的募捐活动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上述各种形式外，侨胞们还参加了“伤兵之友”运动。“伤兵之友”的“社友”国内有10队，另成立了海外队。结果，海外队共捐款400多万元，超过国内各队总额的3倍以上。 

　　侨胞还从财力等方面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和“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1938年5月，中国工合在汉口成立。三角形的工合标帜遍布从蒙古高原到云贵高原，从西部边陲到东南沿海的广袤国土。中国工合蜚声全球，是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菲律宾首先成立了包括各界人士共100人的工合促进委员会，菲律宾华侨妇女救济协会等团体募集了20余万元捐款汇交宋庆龄收转中国工合，并拟筹募50万元作为工合基金。1938年10月27日，妇慰会菲岛分会一次捐汇2万元给宋子文转给宋美龄，作为战区工合救济失业工人难民之用。印尼爪哇一位华侨富商一次就向工合捐帮了10万元的巨款。1938年6月，宋庆龄团结国内外著名人士，在香港发起组织保盟，致力于战时救济工作。保盟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旗帜下，争取海外华侨和朋友援助抗战的桥梁，侨胞援助抗战的一部分捐款就是直接汇给宋庆龄、保盟转交的。不少海员每次从世界各地航行归来，都将自己和各地华侨的捐款送交保盟总部。中国妇慰会总会也不断收到海外华侨各分会的捐款，从1937年8月10日起至1938年2月底止，收到的捐款总数达139,412万元。 

　　由于广大侨胞的踊跃捐输，义捐工作取得极为可观的成绩。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据财政部的捐款资料统计，抗战8年，华侨捐款共达1,322,532,662元之巨。 

　　这些募捐数额，浸透着海外炎黄子孙的一片爱国之心和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凝聚着他们的血汗和劳累，充满着华侨对祖国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的期望。  

　　    （2）侨汇 

　　侨汇，即华侨瞻家费 ，是抗战期间中国财政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外汇的主要来源，它对稳定法币的币值，补充军费的巨额消耗，抵偿外贸逆差，都大有裨益。尽管不少国家的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华侨汇款严加限制；特别是在沦陷后的南洋，日军对侨汇更加严密封锁，但侨胞们甘冒各种风险，把大量金钱汇回家乡。整个抗战期间的侨汇，约有95亿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香港和沿海城市转汇枢纽陷于敌手，加之南洋地区陷落，侨汇受到阻滞，数量骤减，但美洲华侨仍继续不断汇款，美洲华侨在抗战期间总收入为25亿多美元，侨汇总数为5.9亿多美元，占其总收入的1/4。 

　　华侨捐款 和侨汇对于补充抗战军费的巨额消耗，更是起了巨大的支持作用。以1939年为例，1940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报告，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战费是18亿元。而根据侨务会提供的数字，当年华侨的捐额和侨汇则达13.3亿多元。按照世界银行发行纸币的通例，有基金1元可发纸币4元，“其信用且极为稳固”  华侨汇款概为现金，当年华侨所汇13.3亿多元的外汇，可发纸币53.2亿多元，除交还侨眷瞻家费和抵补是年战费外，还有20余亿巨款可充军政费用。1941年1月初，孔祥熙在《三十年来之我国财政》一文中说：“我国抗战已三年有半，财政金融基础仍异常巩固”。他认为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海外华侨有大宗汇款回国，充实外汇。”可见华侨的捐款和侨汇，是支援祖国长期抗战的有力保证之一。 

　　  

　　2、 购债、投资和物质上的援助 

　　华侨在经济上援助祖国抗战，除了募捐、侨汇外，还有购债、投资，以及把大量战需物资输送回国等方面。 

　　    （1）购债 

　　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了解决中国在军事和财力等方面巨大的困难，国民政府向海外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金公债和储蓄券，号召社会各界为抗战购债。 

　　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成立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著名侨领和侨界知名人士陈嘉庚、庄西言、陈守明、胡文虎、李国钦等被聘为常务委员。1937年8、9月，国民政府先后颁布《救国公债条例》、《救国公债募集办法》、《修整救国公债募集办法》和《购募救国公债奖励条例》。规定：“本公债自战事结束后第三年起，由国库指拨基金，分二十年还清”。并规定：凡侨胞团体承购救国公债200万元以上至500万元或劝募救国公债500万以上至1，000万元的，则明令褒奖并颁给匾额；凡侨胞个人承购救国公债1万元以上至200万元或劝募救国公债5万元以上至500万元者，则明令褒奖并颁给勋章或给予奖章。广大华侨想为祖国所想，急为祖国所急，在海外各地成立了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大力购买救国公债。在缅甸，组成了由150人为委员的缅甸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在全缅各地成立51个劝募处。仰光安溪会馆、南安公会两侨团，首先变卖会所产业购买救国公债。“此议一起，和者日众，变产购债，已成全缅华桥之美谈矣”。全缅华侨，凡私人喜庆馈赠，亦提倡购买公债一以代礼品。特别是他们实行“公债连锁”办法，推销公债，一时蔚为风尚，公债销数大增。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止，全缅侨胞购债汇反祖国款项，约共280万元。黄炎培曾以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多次去南洋各地劝募公债，在陈嘉庚等的支持、协助下，取得良好成绩。1938年春，陈嘉庚在新加坡主持召开侨民大会，阐明购买救国公债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意义，侨胞当场认购公债达二三十万元。到同年秋，马来亚华侨购买公债1,500万元，其中新加坡一地就买了500余万元。 

　　由于广大侨胞踊跃购债，国民政府发行第一期救国公债5亿元，海外各地侨胞就认购了半数以上。以后国民政府发行救国公债，华侨也尽力认购。据统计，1937年—1942年，仅救国公债一种，华侨就购买了11亿元之巨。 

　　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统计，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侨胞还认购国防公债6，265，138元，，金公债2,915,880元，又22,924金镑。还有储蓄卷，马来亚各地华侨购买了240余万元，南非侨胞争购达50万镑之多，约占该国华侨捐款总数（70万镑）的80%。 

　　    （2）投资 

　　抗战期间，不但沦陷区的侨资企业丧失殆尽，大后方的华侨企业、合资企业也因日军的经济封锁和狂轰乱炸而遭受巨大摧残，其损失不可估量。然而，爱国华侨为了保家卫国，除了进行广泛的捐献、汇回侨汇和购债外，仍积极投资大后方的经济建设。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利用和开发大后方的丰富资源，以适应战争需要，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华侨投资的政策和条例。1938年11月，国民政府经济部制定了《非常时期华侨投资国内经济事业奖助办法》，具体规定了鼓励华侨回国投资的条件和办法。接着，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又调查公布资源蕴藏情况以供侨胞投资参考。国民政府委员会内特设华侨投资委员会，并成立西南建设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当时还制定了《指导归侨垦殖暂行办法》和《指导归侨垦殖滇南暂行办法》14条等。国民政府还在中、中、交、农四大银行设置兑换部，以吸收华侨资金。中国银行组织西南视察团，研究投资对象，在西南各省的重要地点设立分行办事处，把大部分侨资引向西南。国民政府采取的一系列鼓励办法对于引导华侨投资起了积极作用。候西反回国时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华侨“将经营事业以外的余资尽量拿回祖国投资”。华侨参政员陈守明，1939年回国赴西南考察，在成都接受记者采访时慨然表示，“今后开发内地，尤愿踊跃投资”。 

　　当时，侨资企业的地区大都已从东南沿海转向西南大后方。如：马来亚华侨运回新式机器，投资100万元协助改良广西的锡矿；南洋华侨组织西康开发公司，集资250万元至1，000万元的资本；陈嘉庚、候西反和郑兆麟等集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这是当时中国唯一新式的最大提炼药厂，可生产药品91种；胡文虎投资1,000万元于云南矿物公司，用于开发矿物；他还投资200万元创办四川资中糖厂，并与国内各实业家合办华侨企业公司，资本为1,000万元；爪哇华侨在四川设立较大规模的糖厂；新加坡华侨谢吉安集资1,000万元在重庆组织华侨实业公司，开发川康农业、矿业，并在西南设炼油厂一处，专门采用土产植物榨油；檀香山侨胞投资100万元开垦粤北茶山；闽侨王振相，集资在滇设置胶轮复制厂1所，定名为中南有限公司；闽侨郑玉书、戴愧生、胡文虎、廉非波、陈伯诚等，发起组设华侨建设公司；菲律宾妇慰会筹募6万元，在闽西北设立工厂，救济被难妇女；陈守明、陈嘉庚、庄西言、周崧等13人与地方实力派龙云、刘文辉和缪云台等13人合资500万元，创办华西垦殖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本中，经济部与西南有关各省占40%，地方实力派私人方面占10%，侨资占50%，其宗旨是开发华西富源，增强国力，繁荣边疆，为战区服务，经营滇、甘、川及青海等省的农垦和工矿事业；同时华侨还对国内金融等方面进行投资。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华侨投资西南地区估计约2,500万美元，遍及工、农、商、金融各业。 

　　战时华侨大规模向大西南投资，开发和利用西南资源为战时服务，对当时不景气的西南工商业起了舒筋活血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政府的经济困难。虽然其中某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夭折或收效甚微，但侨胞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是令人难忘的。 

　　    （3）捐输抗战物资 

　　抗战以来，海外华侨捐献的飞机、坦克、汽车、衣物、药品和其它战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回祖国，支援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发起献机运动，号召全世界华侨献机救国。规定凡捐款10万银元者，即以所购飞机一架命名纪念。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分会。在菲律宾，杨启泰领导成立了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分会，旅菲侨校中小学生，集捐10万元献机一架，命名为“学生号”；旅菲华侨妇女集资捐献“妇女号”飞机一架。马尼拉屠猪业华侨，生计本极困难，亦集资献机一架，甚至经营小杂货店的侨胞，爱国亦不后人，也献机一架。到1938年12月底，全菲侨胞共献飞机50架。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健儿屡创战绩，与菲华血汗实密不可分”。在马来亚、南侨总会发动所属侨团，募款购赠飞机，加强祖国空军力量，仅新加坡华侨就集资购买滑翔机100架。霹雳华侨召开全体大会，决议捐机一架。在缅甸，中国航空建设协会仰光分会与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联合募得40万元，捐献“缅甸华侨号”战斗机4架。1936年6月，“缅甸华侨号”战斗机在重庆上空与敌机空战，功绩卓著，旅缅侨胞闻讯后至为振奋，于同年10月10日再度献机10架。在印度，全印侨胞为响应献机救国，慷慨解囊捐献飞机10多架。连华侨比较少的加尔各答，也捐赠“印度华侨号”飞机一架，在美国旧金山，侨胞在短时期就捐献飞机10架，“一时传为美谈，其后各地所献更多”。加利福利亚洲北部20个华侨团体购置美国陆军运输机8架，派往中缅战场服务，各机被命名为“北加州华侨精神号”。飞枝岛（斐济群岛）华侨先后献机4架，并将第4架飞机命名为“飞枝岛华侨号”。 

　　献车是一项更为广泛的捐输运动。1940年，南桥总会先后两次捐献崭新的美国“加米西”牌和“道奇”牌汽车共200辆，组成“华侨先锋运输第一大队”和“华侨先锋第二大队”回国服务。1939年4月，新加坡华侨发动献车运动，原定捐募卡车30辆，但10多天内竟献出40多辆。单就美国纽约和缅甸仰光华侨而言，捐赠的救护车、运输车就各达100辆以上。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设置募捐箱，将所得捐款购买了3辆救护车，每辆车身都印有衣联会的名称。运回国内之前，先在纽约全城游行，以激励全侨的爱国热情。越南侨胞缩食委员会购买轻型铁甲车，献给祖国。 

　　据统计，广大侨胞在抗战头3年，就捐献飞机217架，救护汽车1,000余辆，坦克23辆。国内各地都可以看到飞机、汽车上醒目的标志：“某某华侨号”、“某某华侨精神号”或“某地华侨捐献”等字样。 

　　侨胞为前方将士及难童、难民征募寒暑衣服等，成绩也十分可观。南侨总会在两年内就募缴寒衣700余万件，暑衣30万套及蚊帐8万床，分赠各地新兵、伤病将士及难民难童。后因衣物寄运不便，改募寒衣代金汇回祖国。模里斯华侨抗敌后援会认为祖国抗战需用沙包，一次就捐集麻袋18,000条和旧衣服50包4,000余件，运到香港，由香港华商总会转交中国军事当局。印尼泗水华侨小学童子军团，募集寒衣8,240件运回祖国。缅甸华侨红十字会，捐献衣物32.52万件，新棉衣1.16万件，新旧麻袋18.35万条。缅甸华侨募捐难民棉衣会，还发动全体华侨妇女劝募布匹棉花等自缝棉衣，捐赠祖国难胞。 

　　医药是祖国抗战的急缺物资，侨胞捐赠的药物，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多系依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或侨务委员会开列的药单，配足全料，称为一个“单位”。每一个“单位”药品，共计50余种药品，可供500名伤兵的后方医院一个月之用。仅美国侨胞所购献的药品，到1940年初，已达到1,000“单位”以上，即可供50万伤兵一个月之用。缅甸华侨红十字会，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9月止，就筹购药品69箱。模里斯华侨抗敌后援会接到军事委员会募集后方伤病医院药物的公函后，即集资1.5万余盾，以华商总会的名义购买当时伤兵医院最需要的X光镜一座和大批药物，以最快的办法运交军事委员会。当时，中南和西南一带恶性疟疾流行，亟待奎宁丸救急，而国际市场紧缺。奎宁产于印尼的瓜哇，由于荷印政府限制生产，南桥总会变转商荷印各慈善机关40余处，购得5,000万粒寄赠祖国。至于侨胞所组织的救护队所带回国内的药品器械和各种战需物资，更无法计算。 

　　妇慰会海外各地分会，鉴于祖国医药缺乏，对受伤将士的救护实成问题，除陆续将征募所得之款寄重庆中国妇慰会总会代购药品送前方将士使用外，还利用各种条件购买医药寄回国内，成绩显著。另外，各分会还捐赠了其它大批物资和汽车。如妇慰会菲岛分会于1937年12月24日，向总会捐赠救护车2辆、运输卡车2辆、车胎4个等物质。其它如救伤袋，仅妇慰会菲岛分会一处便捐赠了10万个。 

　　华侨还发起输血运动。在印度，1940年秋，中华留印海员支部，为响应侨胞输血运动，特命所属部分海员发起响应。 

　　据统计，从1937年下半年至1940年初，华侨捐赠的各种物品，总数在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100批左右。华侨的大批赠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抗战时期物资紧缺的状况，赈济了战区和后方部分伤兵难民，提供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物质力量。 

　　            

　　3、对抗日根据地的支援 

　　抗战时间，华侨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给与了财力、物力上的援助，这是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财力上的援助 

　　海外华侨在支援祖国抗战中，分别成立了诸如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援八援新四委员会”，捐助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援冯委员会”和支援曾生等领导的东江纵队等组织，从各个方面给抗日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援助。 

　　为了直接接受华侨的抗日捐款，1938年初，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廖承志到香港，作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代表，负责建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华侨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所筹集的抗战物资和款项，大部分都是通过“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交的。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给了海外华侨巨大鼓舞。八路军平型关之役首战告捷，“捷报频传，侨众欣悦”，纷纷募捐相助。仅妇慰会菲岛分会，一次就捐1万元汇给八路军，作购制雨具之用。暹罗华侨妇女筹赈会将3400多元的捐款，悉数资助八路军抗战。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30人，将平时节省下来的69元全部捐做八路军医疗费。他们在给八路军负伤将士的信中说：“这区区之数，也许只能算杯水车薪，但是这是我们这一群海外归来的工人，对于你们热情的慰问，是表现着海外千万侨胞和全国广大劳动者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马来亚一所中华学校的教师和侨童，专门成立了一个救济会和一个《新华日报》读报组，把八路军的抗战新闻，及时广播给华侨学生及侨胞。他们还将捐款叻币7元，寄给《新华日报》社转交八路军。 

　　1940年8月—12月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胜利，更给国内外同胞以极大的振奋。海外华侨的捐款和慰问信、慰问电不断飞向延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各地八路军办事处。10月4日美京（华盛顿）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和檀香山祖国抗战将士慰劳总会分别慷慨捐赠八路军1万元和890元。美京（华盛顿） 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在给朱、彭的慰劳信中说：“寒冬将届，贵军深入华北敌人后方，运输给养既多不变，转战冰天雪地，战士之困苦，不言而喻”，决定“将球赛、演剧所募集之寒衣捐款，拨寄贵军国币1万元，赶制冬衣，以示全体侨胞对将军及贵军爱护之微忱”。八路军凡收到华侨的捐款，朱德、彭德怀等人或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一般还是朱、彭的名义）都要复信或复电致以谢意。朱、彭在给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团体的一封回信中，对华侨支持祖国抗战、援助八路军的爱国精神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39年初，南洋惠侨救乡会在吉隆坡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华侨募捐的40%献给新四军，40%献给曾生等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20%作为惠州难民救济费。经宋庆龄转交给惠宝人民抗日游击纵队的华侨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华侨大力支援孤悬海南岛的琼崖独立纵队。中共中央曾指示琼崖特委，扩大抗日武装，“丝毫不能依赖国民党发饷，主要依靠人民筹给”，“并可求助于华侨......你们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900万南洋华侨的根据地。”新加坡华侨开展援助琼崖抗日游击队运动，一次就捐出叻币1万多元。为了接送捐款、军用物资和人员等，华侨还组织了从海南经广州湾、香港到南洋的地下航线，战胜重重艰难险阻，完成接送任务。 

　　归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琼崖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大都带回大批捐款；许多华侨战士受党的派遣回到侨居地，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巨额捐款。 

　　需要强调指出，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在发动、组织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援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司徒美堂发起组织的纽约华侨筹饷总会，与宋庆龄和保盟保持密切联系，大力援助八路军、新四军。著名的延安洛杉矶保育院，就是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龄的号召捐款兴办的。保盟用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提供的2,450英镑经费，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不少海外华侨把捐款交给根据地的工合。工合国际委员会曾一次把马尼拉的捐款10万元拨给陕甘宁边区发展毛纺织厂。1940年，工合主要用马尼拉、爪哇捐助的基金，在晋察冀边区的太行山区建立了几个织布工业合作社，生产军布、毛巾等供应当地抗日游击队。其它抗日根据地的工合，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侨胞的资助。 

　　华侨还对抗日根据地的学校进行了捐助。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建校初期，经费困难，陕北公学学生会动员学生写信到国内外各地，争取各界同胞和海外华侨的经济支持。1938年初，一些华侨学生写信到南洋各地，向侨胞募集资金，仅一个月时间就收到许多回电和回函。菲律宾华侨见到募捐信后，华侨劳工联合会等24个团体成立了菲律宾各界为陕北公学募捐筹备委员会，并向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发来电报说：“募捐已发动，目的万元，第一期6月底完成。”不久，他们便向陕北公学汇来第一期捐款1万元。爪哇一个华侨团体在给陕北公学的信中说：“我们是苦力和知识劳动的一群，为表示对陕公的爱护，特鸠集国币20元，由国内友人转寄为贵校基金。”暹罗曼谷、新加坡等地侨胞也都捐款陕北公学。同时，华侨对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国女子大学等革命学校的捐助，为数更大。 

　　    （2)物力上的援助 

　　华侨还把许多战需物品和汽车、医药器械等，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 

　　马来亚柔佛华侨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到达重庆，赠送八路军汽车8辆、药品数车。马来亚森美兰华侨特购救护车1辆，直接捐赠给八路军。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把大批棉衣、医药和两辆救护车捐给八路军，并在车厢上写了“献给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字样。 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蚁光炎曾经托人运送2部救护车和大量药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开始只有1辆旧卡车，后来马来亚华侨温康兰（后参加中共）捐赠了1辆救护车，加上新加坡华侨的捐赠，办事处共有了3辆救护车和4辆卡车，其中两辆送到延安。 

　　宋庆龄和保盟把海外华侨、国际友人捐送的物资、医药用品，重点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抗日根据地，对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当时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但缺乏施行外科手术所必需的器械和麻醉剂，甚至连最普遍、最必须的酒精、碘片、凡士林、消炎药等都是稀有之物。因此，保盟对人民军队给予支援时，把医药援助当作重要任务。1939年初，保盟收到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5个卡车底盘，立即拨款安装车身，并支付运费，装满来自纽约、伦敦、温哥华、香港等地华侨、国际友人援助的药品、食品，经过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交给八路军。 

　　当时外国捐来一部大型X光机，无法通过陆路运往延安，宋庆龄便派廖梦醒去找一位夏威夷出生的华侨杨上校（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上校立即转告史迪威将军，得到支持，结果用一架美国军用飞机将这部X光机安全运抵延安。新四军也得到宋庆龄和保盟的物力支援。1938年、1939年和1940年，宋庆龄三次接见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了解到新四军 缺医少药的情况，立刻把华侨和国际友人捐献的大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包括当时最有效的消炎药“白浪多息尔”等大量药品，通过各种渠道运送给新四军。 

　　华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战武装的经济支援，有助于抗日军民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廖承志说：“很多华侨在困难复杂的情况下，为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筹款捐助医药和医疗用品等，受到毛主席的赞扬。” 

　　                          

　　4、赤子丹心 

　　华侨在经济上援助祖国抗战，“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其“热烈情形，得未曾有”，感人事迹俯拾即是。仅就爱国侨领、救国团体工作人员、侨界知名人士以及中下层华侨中出现的突出事例，稍作介绍。 

　　    （1）爱国侨领、救国团体工作人员、和侨界知名人士 

　　爱国侨领是华侨抗日救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的先锋带头作用，影响和带动着华侨社会。 陈嘉庚说：“我们如果终日只知赚钱，不知救国，纵然发了财但是做奴隶，做亡国奴，发了财有什么用？”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完全这样去做。到抗战时，陈嘉庚的经济已极其困难，仍全力以赴，“为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首先认购10万元的救国公债，又自认常月捐至战争终止，每月2,000元。武汉合唱团去马来亚公演筹集抗日经费时，陈嘉庚除了在各方面给予支持帮助外，还解囊5万元购买入场券1张，以示表率。1940年，他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考察时，慷慨捐出200万元巨款，作为扩充集美等5所学校的基金。陈嘉庚在给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的一封信中，慷慨表示：“值兹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惟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国公债，绝不犹豫也”。陈嘉庚对祖国抗战大业和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捐出了一笔又一笔巨额款项，他自己的生活却过得十分俭朴，连蚊帐破了也自己补。他以自己的行动，真正实现了他自己所说的：“从社会拿到的钱，用之于社会，用之于国家民族”。他担任南侨总会主席，为了领导好总会工作，索性住进怡和轩总会办公搂，以全副精神倾注于筹赈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抗战头四年，南桥总会筹募给国民政府的钱，总数约值4亿元。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宣布华侨捐款一概返还公债券。马来亚12区华侨筹赈会开会时，陈嘉庚在会上阐明义捐不应换取公债的理由：“此次抗战救亡为有史以来最严重之困难，国民需尽量出钱出力，海外华侨只负出钱一项而已，若不作义捐而贪取公债，出钱之义何在，且何以对祖国同胞？”会议决议义捐不取公债，在海外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为了解决祖国暂时所需的医药，陈嘉庚除了合资在重庆开办中国药产提炼有限股份公司外，1939年12月，他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在新加坡主持召开医药界华侨知名人士的会议，组织南桥总会医药委员会，在新加坡建立了制药厂，为祖国抗战生产所需的药品。1941年6月，南洋华侨青年发动“拥陈献金”活动，陈嘉庚表示反对，并推心置腹地说：“凡我南洋侨胞......则宣一致出钱出力，拥护南侨总会，勿又作拥护私人之举动，而专致力于国家民族公私之争求。”陈嘉庚不计名利，一心为国家，一心为抗战的高尚风格，极大地鼓舞了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进一步促进了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 

　　南侨总会副主席，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委员会主席李清泉，在菲律宾认购救国公债运动中，带头购买救国公债40万元。当他病重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受难的儿童，叮嘱其家属将他遗产中的10万美元，捐作祖国难童之用。为了纪念这位爱国侨领，菲律宾的救亡团体和李清泉生前友好，继承他的遗志，也捐资40万美元，汇交祖国作为救济难童的专款。南侨总会副主席、印尼侨领庄西言和巴达维亚华侨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主席丘元荣捐献巨款，组织侨胞进行募捐，并亲自上街负责劝募的具体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该地侨胞的救亡运动。南侨总会常委候西反主持树胶公会，每月认捐3万元。 

　　全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和阮本万，号召10万洪门人，努力完成捐款500万美元购机救国的任务。他们以其在洪门中的地位和影响，使纽约华侨筹饷总会，抗战期间为祖国筹得抗日经费共1.400万美元。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负责人、旧金山华侨商会主席邝炳舜，仅劳军一项，就捐资10万元。他还捐赠医院解剖仪器10副（价值15万元），足可供10所医院之用。 

　　领导和参加募捐工作的华侨领袖和骨干分子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精神鼓舞下，不顾个人安危，舍弃私人利益，为民族的复兴尽心竭力。有的爱国侨领，因积极领导筹赈工作遭到诬陷而被当地政府无理勒令出境；有的爱国侨领，惨遭暗害。在暹罗，日本帝国主义指使暴徒，暗杀了“抗战以来，领导侨民，赞助政府，尤不遗余力”的暹罗侨商会长蚁光炎。有些募捐人自备干粮，深入山村僻寨去发动侨胞捐款。有些华侨自备汽车汽油，按时去远乡海隅征集月捐。一些人放弃了私人生意或优厚的薪俸，甚至不顾破产、亏本，仍不放松自己承担的募捐工作。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的收款人员，每天分3班由18人轮值，两年半内从不放假。值班者迟到或缺席要罚款，如有要事不能上班，也请其他轮值人员代工。科室人员日夜忙碌，不取分文报酬。负责人忙于会务，几乎无法兼顾私人事业；每次捐款还要先捐多捐，以示带头；因公外出的开支，一概自理，以免影响捐输的信用。由于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仅两年半时间就筹款1,000多万元。 

　　在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进步青年和侨领陈礼纯、陈文石等组织的华侨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首次演出的3场，收入就达50多万法郎。他们的剧务活动费用，全由参与工作者私人支付；而演出的收入则作为支援中国抗战捐款和兴办华侨学校的经费。缅甸华侨救灾总会由于爱国侨领的领导和组织有力，仅从1937年8月至1939年9月，就募集义捐缅币1,802,950余盾汇返国内。还有那些被誉为“无名英雄”的华侨学校中小学生组成的劝募队，到救国会领取“执行”，“随时背负竹筒，不管烈日炎炎，不管雨打风吹，随时随处向侨胞劝募，在最热烈的时候，大家誉之为游击队。” 

　　侨界知名人士和爱国华商的爱国事迹也十分感人。 

　　名扬海外的爱国巨商胡文虎，为在国内设立残废军人疗养院和阵亡将士遗孤教养院，一次就捐款200万元。他首次购买20万元救国公债后，于1937年10月写信给新加坡中国银行经理，谈到自己认购公债的意义和认识：“强邻压境，国势阽危，毁家纾难，此其时矣，文虎远离南邦，责不敢忽，除前已购救国公债20万元外，兹恳再认购30万元，聊尽国民天职”。1938年9月，他将存于国内各银行的建校余款200万元，移购了救国公债，前后三次共计300万元，并且说：“他日还本与否，尚未计及，苟得归还，即吾祖国复兴之时，届时仍将一本初志，将该款举办国家公益事业。”“伤兵之友”运动开展以后，胡文虎、胡文豹捐叻币1,000元（约合当时国币8,000元），为伤兵荣誉社友。“七.七”事变后，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在香港和上海各设分会，胡文虎担任总会所属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名誉顾问。1938年7月，香港分会所属的元朗保育会收容难童共达500多人。广州沦陷后，避港人数日多，难童更多，尽管多方收容，香港的“街头巷角，仍有啼饥号寒之难童，令人目击心伤”。胡文虎应何香凝之请，慨捐港币1万元，建筑新的保育院以收容难童，还将他任参政员的每月350元津贴，常月捐作儿童保育费。 

　　胡文虎还捐献大量的战需物资，支援祖国抗战。“七.七”事变前几个月，胡文虎拨款8,000元，从英国购置大批纱布，存放于香港永安堂分行。“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即将这批纱布运沪，由宋庆龄交给何香凝所办的抗日救护队使用。同年9月，他再次从美国购买纱布数万筒，药棉7,000余磅，绒布8大捆，共计74件，运至香港，然后转发给江苏、上海、北平、天津、福建、广东等地救护团体使用。抗战中，胡文虎把大量虎标良药捐赠给祖国的各个慈善机关和救护团体。1937年底，胡文虎还捐献新式六轮救护车两辆，由中国红十字会转交给长沙救护当局。1938年春，又捐车两辆给福州卫生处。同年5月厦门失陷后，福建缺粮严重，他立即组织在海外购米，运往漳州、泉州平粜，合计一共运去大米10万余包。 

　　越南华商陈瑞琪在“九.一八”事变后，曾派专人携带钱物前往救济涌入关内的难民。芦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征用大批船只以堵塞长江航道，阻止日舰进犯，陈瑞琪认为此乃国家兴亡大事，遂指示将购置的一艘千余吨货轮——“黄石公”号开回国内应征。在新加坡华侨筹赈会成立大会上，侨领叶玉堆主动认捐10万元，极大地激发了侨胞的抗战热情。吉隆坡侨商陈永，1周之内捐救国款达50万元。槟榔屿殷商陈清虎，当武汉合唱团抵达南洋时，他以叻币5,000元购券1张，其热忱可见一斑。1940年他自费参加南洋华侨慰劳团返国考察，独捐3万元、金牌19面。新加坡侨胞李俊承倾力购买10万元救国公债。纽约华昌公司总经理李国钦，1940年内先后捐出15万元和1万元美金，作为中国防空之用。1939年至1941年，他又先后捐出10万美元和10万元、50万元，慰劳中国长沙大捷、湘北大捷中的中国军队。以后他又多次捐献巨款，支援抗战。 

　　    （2)中下层侨胞 

　　华侨捐款的主要来源是中下层侨胞。据南侨总会统计，自抗战开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捐款，80%是贫苦华侨的血汗。这个比例，与美国侨报认捐的情况基本一致。在1940年5月以前的全美个人捐款统计中，80%以上的款项是100元——500美元，而且是分期或按月缴款，可见它“是由那些日夜在油烟蒸沸的餐馆厨房、洗衣馆、农园里和各个工厂、商店里的侨胞，普遍捐集而来的。”海外各地侨胞中，很多人把历年胼手胝足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捐献给祖国抗战。 

　　伦敦华工吴耀如，把10余年所积存的3,800元，倾囊捐助祖国难民。印尼华侨林熙祖，以补鞋为生，月收入约10盾。抗战一爆发，林氏即将其8年来辛苦积蓄的305元，捐助救济祖国难民，并决定长期输将，每月认缴月捐2元。古巴华侨多为小店员和劳工，每月自愿节衣缩食慷慨输赠。他们每人每月约捐1.52美元，8年总计捐献240万美元。远处南美的秘鲁，华侨为数仅数千人，至1938年底，就捐款280余万元。南非侨胞从抗战起直至抗战胜利，各种捐款为数在70万金镑以上。南非马岛侨胞30人，1938年全年共捐法郎14万，平均每人捐4,600余法郎，合当时国币460余元。侨居荷兰亚姆斯特丹埠的海员侨胞，每月捐献工资收入的20%，成为按月长期认捐的模范。南洋各地的讲报人和黄包车夫按月按日将微薄收入奉献给祖国抗战事业。仰光新协成鸭蛋公司华侨工人陈鼎彪、林敬锡、苏水雍、苏坤人、苏共人、苏时人等6人，“系生活疾苦之华工，其爱国热忱，抗战坚决”，集工资所得，合购第3期缅甸国营彩票2张，其中1张中奖得缅币1,000盾，全数作为救国献金缴呈仰光华侨救灾总会。雪兰莪华侨林壬寅，将财产变卖，全部捐献国家，并决定从1940年8月份起，每月捐献30元，全力支持祖国抗战。因犯爱国罪而被囚禁在暹罗重罪监狱内的华人犯人，身陷囹圄，心怀祖国，他们节省其在狱中“非人生活”之所得，共国币23.36元，由出狱华侨伍沾元携交祖国，作为支持抗战的一点心意。在加拿大某工厂作工的两位青年侨胞，遥闻推行航空救国捐运动，立即赶来将他们多年积蓄的各1,400元献出。他俩说：“远离祖国，勿能亲往杀敌，只此区区，实不足报国，但略尽国民天职耳。”美国华侨周锐，抗战时年方30岁，1937年先后两次认购救国公债共1.5万元。 

　　美籍华人李兆焕，抗战期间在美国波士顿做餐馆工作，他共捐款1.7万多美元，多次通过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转赠给抗大、八路军、新四军。他至今还珍藏着一叠当年宋庆龄签署的收条。泰国归侨、新四军二支队敌工干事陈子谷1939年从前线回来参加军政部召开的敌工会议时，接到泰国家里来信，说祖父去世，要他回去分遗产。按照泰国当地法律，分遗产的人都必须到齐，否则不能分，所以，非要他回去不可。虽然这笔遗产数字较大，可是陈子谷想到自己已经参加革命，并不打算回去。叶挺军长知道了，动员他立即回去，一方面慰问亲友，并将遗产领回来，另一方面趁此机会为新四军募捐筹款。陈子谷遵照叶挺军长的指示，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赴泰国为新四军募捐筹款。他在广大侨胞中进行抗日爱国宣传，募集6万元，连同他个人在泰国分得遗产20万元，全部捐献给新四军。这笔钱当时约合国民政府拨给新四军的两个多月的经费。叶挺军长在《抗敌报》上表扬陈子谷“是一个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并在一次会上说，革命胜利后我们应该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 

　　缅甸华侨学生林嘉泽，曾在英国学得苏格兰笙，技艺极优，在街头卖技3日，将所有收入送交妇女救灾会，捐作抗日经费。爪哇侨生许启兴，在侨生中名望极高，芦沟桥事变后首先捐助10000元，并决定以后每月捐1,000元，至战事结束时为止。经他登高一呼，侨生纷起响应，许多原来祖国观念淡薄的侨生，也奋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华侨学生把平时节省下来的费用，1角乃至数十元不等，都捐献出来。许多幼稚学生捧着“扑满”到救难会，当场开折，把他们1角、1分积攒起来的钱，献给抗战事业，其热烈场面实属感人。马尼拉一个6岁小童，将积存的糖果费201元，悉数献出，更是令人感动。 

　　广大华侨妇女，有的捐献现款，有的捐出金银首饰，甚至结婚时丈夫送的金戒指等纪念物品。在模里斯，“七.七”事变后，中华日报社社长李伯宇的夫人陈琼珍女士和廖梅明、范恩源二女士共同倡导的全模华侨妇女捐赠首饰运动风起云涌，在短时间内就捐出200多件金首饰和其它物品。美施埠华侨佣妇刘瑞芝，年已花甲，每月工资仅6元，一次就捐了20元。缅甸侨胞叶秋莲，将其产业和首饰全部拍卖，得款3万余元，不要债票，倾囊捐献祖国。 

　　在“七.七”事变后的最初6个月里，美国底特律郊区华侨妇女简夫人汇寄给纽约、旧金山等地中国劝募救国机关的钱，至少约1.5万美元以上。她向侨胞表示：“只要中国不亡，我愿意捐献最后一元钱以拯救祖国，若是不幸中国亡了，我誓将离开这个世界。”简夫人那一片炽热的爱国之心，实在令人敬佩，她是广大华侨妇女的光荣和骄傲。孟加锡华侨少女报国团，发起一种中彩购债征婚的办法。其办法为取得当局的同意后，发行1种彩票，，头彩2.5万元，中者须将全数彩金购买救国公债，团中少女之1名即以终身许之，结为伴侣。嗣再继续举行，直至团中少女进行绨婚为止。槟城华侨冯女士，登万元公债征婚启事：“从登报日起，谁先购买万元公债者，即愿与之为终身伴侣”。旅美侨眷方玉莲（又名周老太太）年65岁，手持拐杖和当地青年妇女一起积极开展抗日募捐活动，并赴广东开平水口、鹤山古劳前线慰劳抗日将士，荣获“妇女先锋”的称号，被中国电影制片厂和香港大地影片公司拍进了《保卫大四邑》纪录片。 

　　老华侨的抗日爱国热情，尤为感人。不少老侨胞把多年珍藏的古董宝物捐出，变卖钱财，支援抗战。澳大利亚美军华人服务营内1位老华侨，年近古稀，为了抗敌救国，即将其数十年积蓄，准备养老用的300余金镑全部捐献。友人劝阻，他慨然回答：“我老了行将入土，能以区区微金，贵献祖国，实是无上光荣，死可瞑目矣。”南非75岁华侨刘福南，把长期省吃俭用积存的900英镑养老款悉数献作抗战军饷、劳军及救济难童。美国旧金山侨居近50年的1位洗衣工，儿女绕膝，各有生计，生活较为优裕。他的洗衣工作早已停止，在家度其晚年。自从“七.七”事变后，为了捐款资助祖国抗战，他毅然再理其停业已久的洗衣工场，把每天劳动所得之款，全部献给祖国抗战。 

　　在加拿大，有1位衣着朴素的老华侨听完鼓动航空救国讲演后，当场将其囊中的1,100元美金除留10元以作旅费外，全部捐给祖国作空防之用，“使在场者均为之感极泪下。”1位在上海养老的归侨郑崇瑞，抗战爆发后，自愿将其房屋租金每月3,794元，常月捐给抗战后援会，直到战争结束。许多老华侨临终时，仍关注祖国抗战。泰国老华侨黄俊卿居泰国30余年，辛勤起家，热心公益，爱护祖国，输财出力，不落人后，于1940年2月疾终泰寓。弥留之际，犹系念祖国，嘱将遗产拨1万元资助祖国抗战。越南侨胞陶敬彭，在越经商30余年，1941年归国后病逝于桂林，临终时将存款10万元，全部捐出，供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之用。表现了老华侨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 

　　更可敬者，华侨中那些残疾、乞丐也把他们艰辛乞讨来的及其微薄的钱，奉献给祖国抗战。马来亚乞丐赖凉，年逾花甲，当天乞得4.4角，除饭费外尚余3角。他手持木杖步至救难会，把余钱献出后说：“余虽行乞，尚能平安度日，较之祖国难民，饥号啼哭家破人亡，则优越得多多亦！”这件事在马来亚华侨中震动很大，赖凉被誉之为“伟大的乞丐”。在荷属西婆罗洲（今西加里曼丹）的坤甸，有1位华侨马细旦，双脚残废，不能工作，行乞度日。然而，他对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无辜人民、践踏中国神圣领土，深为愤慨，希望自己也能像健康人那样做点有益于祖国抗日的事，认为：“我的脚残废了，但我还可以利用我的嘴巴向侨胞们宣传抗日，去唤起他们的爱国心，让更多的人投入抗日运动中去。”他先向旁人了解祖国抗日的形势，然后一步步爬行到街头，慷慨陈词，痛斥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呼吁炎黄子孙为抗战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许多侨胞深为他那强烈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纷纷解囊捐款。马细旦将两天募捐所得的40盾全部交给当地慈善委员会，再转汇给红十字会作抗战之用。人们赞扬他是一个真正的热血男儿。 

　　感人肺腑的事例举不胜举。富商巨贾捐献的数目固然大而集中，但在华侨总人数中毕竟是少数。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工人、农民、人力车夫、小贩、店员、教员等中下层侨胞，将血汗换来的微薄收入和平日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有限积蓄赤诚地奉献给祖国，涓滴之水汇成巨流，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其意义之重大，何止物质力量！ 

　　    印尼华侨马细旦因长年腿残，只能靠乞讨度日。抗战爆发后，他抱恨自己不能回国与暴日抗争，便爬到市中心，向侨胞陈述祖国难民的悲惨遭遇，请求捐钱援助，近两日即募得荷兰币40盾，全部交给了当地慈善会，汇给祖国。又如马来亚山打根小贩郑潮烱，他曾多次参加义卖活动支援抗日。1940年，他因经济困难，无法捐款，忍痛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卖给别人，得叻币80元，全部捐给筹赈会。此后，他奔走十五个埠间，沿途劝捐，筹得叻币2800元，也全部交筹赈会汇回祖国。缅甸女侨叶秋莲，把自己的家产和首饰全部拍卖，得款3万元，全部捐给祖国，自己则出家为尼（见陈天绶 蔡春龙：《陈嘉庚之路》第167—168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广大侨胞爱国爱乡的无私奉献精神，为炎黄子孙树立了不朽的榜样。 

　　  

　　四、华侨对中国抗战的人力支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和国内军民一起，拯救民族的危亡，海外赤子回国服务、请缨杀敌者络绎不绝。父送子、妻送夫，或夫妻双双回国参战的场面，在海外各地很常见。华侨青年和学生，放弃自己的职业和学业，离开温暖的家庭，回到祖国，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参加神圣的抗战。他们中许多人为抗战建立了卓越的战功，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参加战地救护工作 

　　华侨组织的医疗救护队，仅印尼就有十几批，其中第十三批队是爪哇华侨救护队，携带大量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奎宁丸）等药品，开赴祖国抗日前线。1937年10月，由吧城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准备组建一支吧城华侨救护队。登报后，应征者竟达400人之多，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由医生吴英璨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并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吧城出发，到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 

　　由30几位医生和50几位救护组成的荷属华侨救护队，在前、后方的途中救护运送伤兵，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但他们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 

　　在暹罗，“七.七”事变后，旅泰华侨技术人员包括机械工人、护士、汽车司机等数百人组织回国服务团，华商黄有鸾医师，慨赠巨资，代购船票、衣物、用品及现金，并开会欢送。黄本人却因此为泰国政府所迫而离境。泰国医务界侨胞另组救护队回国服务，推黄氏为总队长，购置大批医药用品回国。黄有鸾又将自营的药房价值数百万元的药品全部带回祖国，贡献给抗战。他前往第九、第四两战区前线，救护受伤将士及战区难胞。常德会战开始后，敌我屡进屡退，战事激烈，伤患激增，黄有鸾率救护队深入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兵。 

　　曾获得缅甸政府医学奖的医师陈雅云任总队长的缅甸华侨救护队，在2个月内，就在战区医愈伤兵和难民万余人。越南华侨童子军救护团66人，返国后在广东东江各战地服务。在马来亚，侨胞组织了以陈俶为首、由26人组成的星州华侨救护队，槟城华侨救伤队等。 

　　1937年9月，胡文虎在香港召集他捐资建校的红十字救护科毕业生500余人举行茶会，鼓励他们回国服务，会上报名踊跃，救护队当即成立。他还捐资1万元为队员们添置用具和衣物。接着，救护队分批出发赴上海战场服务。 

　　新加坡华侨林可胜（林文庆之子）战前即应聘回国任教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七.七”事变后，林可胜送眷属回新加坡，他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后在贵阳图云关创办红十字救伤总站，除办医校及训练示范病房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材制造厂。至1940年下半年，先后在救护总站受训毕业派往各战区医院服务者5000余人，在校者600余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七.七”至1938年底，一年半时间内，菲律宾华侨青年就组成了四批服务队回国，其中第三批是由27人组成的战时救护队。在广东、福建，华侨回乡服务团开办医务培训班，训练救护人员，在侨乡救护、医治了大量的伤员和同胞，影响很大。 

　　在祖国各个战区以及后方的华侨救护队、华侨医疗站等，不仅抢救了许多伤员将士和难胞的生命，治愈了许多将士和难胞的疾病，而且，他们那种不畏牺牲勇于吃苦的精神，也给前线将士以极大的鼓舞，增强了他们的杀敌斗志。 

　　  

　　2、参加战时运输和航空救国 

　　（1）华侨机工参加战时运输 

　　华侨机工是抗战期间从南洋等地回国支援抗战的汽车司机和修车技工的通称，他们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十分突出的。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滇越铁路（从云南昆明到越南的海防）被封闭，国际运输几乎断绝。西北公路条件恶劣，每月汽车运输不到1，000吨物资，国防军需几乎全靠新修建的滇缅公路。 

　　新修建的滇缅公路通过高山峻岭，道路崎岖险恶。工程初竣，路基未固，急需大批优秀的汽车司机和修理技术人员，当时国内十分缺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昆明的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致电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提出聘请华侨机工的要求和条件。南侨总会按照西南运输处的要求，在报纸上登广告并发出通告说：召募机工回国，“事关祖国复兴大业，迫切需要，望各地侨领侨胞，深切注意办理是要”。 

　　一声号召，八方响应；祖国需要，侨胞有责。槟城、吉隆坡、沙捞越、巨港、苏门答腊、暹罗等各地的大量机工踊跃应募。他们应募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国效劳。机工们告别妻儿老小，放弃了稳定优裕的生活，毅然奔赴战火纷飞的祖国。有的机工是瞒着全家，改了名字秘密应募的；有的机工尚未成婚，是告别未婚妻回国的；有的未到十八岁，，多报了年龄争取回国服务；有的刚结婚就离开了妻子，有位师傅放弃了月薪200多元（坡币）的优厚待遇，招呼十几位徒弟，带着全套工具，一起踏上归国之路。新加坡的李月美，女扮男装，和弟弟一起应募回国。 

　　槟城华侨筹赈会接南侨总会通知后，请专人对华侨机工进行军事训练，又请教员为机工补习文化；发动裁缝店、服装店向每位归国机工赠送一套中山装，一套短便装；动员橡胶厂赠送每人一双球鞋，金店和百货店赠送每人一条英国羊毛毯；并发动酒楼、饭馆假春满园游艺场和紫罗兰酒家招待机工送行顺风酒。启程那天，春满园游艺场人山人海，侨胞们以热烈、崇敬的心情鼓掌送别。其它地区送行盛况也大致相同。陈嘉庚对由新加坡启程回国的南桥机工发表讲话说：“你们是代表海外一千余万华桥回国参战的，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各地归国参战的华侨机工前后9批，共3，200多人。 

　　3，200多名矢志救国的华侨机工中有普通工人，有富家子弟，也有大学生。他们放弃优厚的收入和较为舒适的生活条件回国抗战。槟城槟榔麾多汽车修理厂的一位师傅带着两个徒弟一道回国。马来亚华侨林福来谢绝亲友的挽留，把相依为命的弟弟托付给别人，自己随第五批南侨机工回国参战。林福来回国服务不久，只有18岁的弟弟林亚水也参加第九批南侨机工服务团回到国内，但因工作繁忙，兄弟俩到抗战胜利后才得以相见。机工中有的是瞒了父母前去报名；有的谎称自己年龄刚好符合条件；有的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亲友帮助照顾，约定三年以后如自己未能回来，则让妻子儿女自谋生计...... 

　　南侨机工回国后，在昆明等地经简单军训，便先后编入西南运输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等大队及后来组建的华侨先锋队，开赴滇缅公路沿线，投入军运工作。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有半数以上是南洋回国华侨。他们的工作非常艰苦，高山峻岭、深山峡谷，稍有不慎，便车毁人亡，日机还经常轰炸，加以深山老林，疟疾流行，因此平均每天有七、八人因公献身。一旦抛锚，等别的车来抢修，有的要在车上挨冻受饿一、二天。而机工们的生活待遇也很差，许多人连被子、蚊帐都领不到；有时候还要受一些官吏的欺凌、虐待。真是处境险恶，困难重重。但是，他们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以“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的豪言壮语激励自己，表示：“参加抗战，报效祖国，无论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也要坚持到底。”更可贵的是，这些华侨机工虽然每月可以从政府领到一点津贴，但有1/3的人都放弃了津贴，完全依靠海外汇款来维持生活。西南运输处每月发给机工的三、四十元（仅合六七元坡币）生活费，在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实在不够最低生活费用，机工们只好写信回南洋，要家里寄钱接济。正是爱国华侨机工的英勇献身，日夜不断地为祖国输送抗战物资，仅在1939年7月到1942年5月期间，经他们之手由滇缅公路运入中国内地的军用物资即达45.2万吨。每日的军事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被誉为抗战建国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1940年7月18日，英国封锁滇缅公路之前，南侨机工全力投入抢运战略物资的工作。他们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把大批战略物资抢运回国。据芒市地区的几位老人回忆，当时，大约每隔3分钟就有一辆汽车经过芒市。到7月18日滇缅路被封之时，共有2万多吨军用物资被抢运到中国国内。而以前运送此等数量的物资，至少需要4个月。当时的南洋华侨回国服务机工云南联谊会副理事长王亚六回忆说：1941年3、4月间的一天，他正好开行驶走到离功果桥（澜沧江西岸）几百米的地方，只见27架日本飞机，分成三批，轮流俯冲投弹，近200米长的功果桥被炸得只剩一座桥头堡。一些机工用空汽油桶扎成大排筏，运载汽车过江。为了纪念曾在滇缅公路上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战斗过的人们，1987年初，云南省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将在昆明西山风景区建立南侨机工纪念碑，以褒扬南侨机工所建树的不朽功勋。 

　　滇缅公路全长一千二百多公里，宛町至昆明九百多公里，腊戌至缅甸九谷二百多公里。公路翻越高黎贡山、大王山， 穿越怒江、澜沧江、澜鼻江，途径十个城镇，行驶全程需七八天。一路深山老林，野兽出没，毒蚊侵袭，道路坑洼不平，每遇风雨更是泥泞不堪。满载军火行进在这样的高山峻岭中，稍有不慎就会车毁人亡，而且敌机时常在头上盘旋追袭。敌机来袭，机工们只能跑到山林中暂避；风狂雨骤，就在驾驶室内坐等天晴；车子抛锚，苦等来车抢修，有时竟在车上挨饿受冻一二天，即使生病也无人问津；途经城镇，车泊露天，自己花钱借宿。待遇恶劣，困难重重。但机工们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仍然充满乐观精神。他们说，整天奔驰在“风花雪月”——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之中，目睹祖国大好河山，更觉得祖国的可爱。 

　　南侨总会十分关心滇缅公路的运输情况和归国机工的工作、生活，派总会交际委员刘牡丹专程去滇缅公路考察。根据考察的情况，南侨总会和陈嘉庚采取了以下措施：1.每个机工赠送蚊帐、毛毯各1件，工作服、卫生衣各1套，羊毛袜两双，运动鞋1双，奎宁1瓶。总共购置了3，200套，每人9件物品，于1939年底备齐送回昆明；2.建议西南运输处在沿途各城镇设立机工宿舍、医疗站和停车场。陈嘉庚将这些措施分别电告重庆国民政府和昆明西南运输处。派庄明理去滇缅公路负责办理有关事宜，后又任命他为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 

　　陈嘉庚还计划将滇缅公路分作6段，每段150余公里，设立7个停车站，每站建几个停车场，容纳货车300辆。所需经费共100万元，全部由南侨总会提供。为了增加滇缅公路的运输量，中国交通部决定全路加铺柏油路面，估计需费2,000万元。陈嘉庚“对此事甚为关切”，经与交通部长张嘉璈接洽，答应由南侨总会献叻币200万元，由庄西言、候西反2人代表南侨总会监督这笔款项的使用。除南侨总会组织回国的机工外，海外各地还有许多自行组织的机工回国服务团（对），每团（对）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上百人不等，他们回国后分散到各战区服务。如印尼苏门答腊华侨汽车同业及机师回国服务团一行20人，在团长黄锡歆的带领下，于1938年6月抵达武汉。黄锡歆向侨务会报告，还有熟练司机80余人，在海外待命回国。由汽车司机、电工、木工、铁工等76人组成，以黄富求为队长的缅甸华侨义勇工程队，于1938年8月由仰光登轮回国，途径槟城、新加坡、香港、广州，所到之处，备受欢迎。10月到达武汉后，呈请军政部要求分配抗战工作，被编制为一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立即投入前线抗战活动。还有以王文松为团长，由35人组成的新加坡华侨机器工程回国服务团、冯维、刘茂桂率领的暹罗华侨汽车司机工友归国服务团、吉隆坡华侨机工回国服务队、菲律宾华侨汽车司机服务队和非洲华侨汽车工友服务队等。 

　　一批批归国华侨机工和滇缅公路上的华侨机工一样，在各自的岗位上同祖国人民一起流汗、流血，表现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重庆一位华侨司机对同胞説：“我回国快两年了，吃穿虽然苦，但是我并不后悔”。“既然回国，就要服务到底，抗战未胜利，国家怎么有脸孔见人”。郭沫若记述他1938年在武汉遇到一位卡车司机的感人事迹；那是“从马尼拉（菲律宾首府）回国服务的一位华侨青年。据他说，他在马尼拉还有自家用的小汽车。回国后被分派在九战区服务，不久便得到疟疾。隔两天发一次，就在回武昌的那一天，在路上他的病发了。我劝他停下来休息，他却不肯，因为前方急于要车子。于是在发寒冷的时候，他把军毯来裹在身上，仍然开驰着。待到发出大烧，终竟不能支持了，不得已才停了车，倒在路边的草堆里睡了一个多钟头。”郭沫若激动地说：“他这样爱国的热诚，难道不是可歌可泣吗？”越南华侨江侠，原与长子江明在西贡开办华文学校。抗战爆发后，江明决心奔赴延安投考抗大，江侠本人也决定率领越南司机回国服务团归国，于是出让学校，变卖衣物，遣送妻子携带幼女回香港，露宿深水涉贫民区。这种毁家纾难的爱国行为，十分令人感动。 

　　    （2）航空救国运动 

　　广大海外侨胞为了振兴祖国，驱除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开展了捐款购机、为祖国培养和输送航空人才的航空救国运动。 

　　海外侨胞特别是美国华侨纷纷建立“华侨航空学校”，为祖国培养空勤人员。成绩卓著者，则始于仅有2000余华侨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1931年10月10日晚，波特兰市侨胞观看醒社社员演出《万宝山惨案》话剧，并邀黄兴夫人徐宗汉演讲，号召侨胞筹款救国，多做实际工作。当晚成立了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会。翌日筹组航空学校，选出30余人为筹备委员，其中9人组成理事会，接着，林若泉医生捐献富烈（Fleet)教练机一架，救国会又新购“美洲号”教练机，并向各埠募捐。公布了《美洲华侨航空学校招生简章》14条，阐明该校宗旨为：“训练航空人才，对外为巩固国防，尽力拒敌；对内为发展航空事业，永不参加任何政争内战。”第一期招收黄泮扬、陈瑞钿等学生17人，聘美国航空家乌德（Green.Wood）为教习，张达馗为监学。同年12月13日举行开学典礼，次年5月毕业者16名。8月20日，由航空救国会资送回国者有黄泮扬、陈瑞钿、邓秀生、张达馗等9人，以及先在亚卡斯航空学校毕业者许子琛等3人，全队共12人。返国后，在广东航空署华侨班受训6个月，然后编入各队。 

　　该校第二期共招收学生20余人，其中有女生李月英、黄桂燕等2人，于1932年5月开学。7月7日，为解决经费纠纷问题，航空救国会向侨社发表宣言指出：“祖国不幸，倭寇压境。淞沪战争，虽告敉平，惟东北河山，尚在破碎。读三省同胞迭次血泪书成之通电，呼天抢地，惨不忍闻。呜呼！谁非轩辕后裔，而不思有以拯救之乎？......国内同胞，亦以剑及履及，磨砺以须，誓以铁血头颅，与日贼对抗。我海外侨胞，当亦须乘时继起，决订整个救亡之大计，在外呼应以为政府后盾。” 

　　宣言最后指出：“如今资送该生等回国旅费，及此后会务维持，为数不少，不能不仰望于各埠侨胞之援助......鼎力输助，共成航空救国义举。” 

　　第二期聘请西人艾伦（J.J.Allen)为校长，罕特斯（CharlsHunts)为教习。所授飞行术，分初级飞行、高级特别战斗飞行、夜航飞行三种。1933年2月12日，第二期学生林觉天、李月英、黄桂燕、陈鸿汉等13人毕业。1932年3月，洛杉矶华侨建立华侨航空研究会，并组织一所航空学校。1934年5月，航空研究会扩大组织为美洲华侨航空协会。协会有教练机两架，学生20名，毕业生中多人回国服务。 

　　1933年2月。旧金山华侨青年组织飞鹏学会，飞鹏学会在旧金山旅美华侨拒日后援救国总会和广大华侨青年的支持下，成立绿梅中华航空学校，制定招生简章15条，规定该校“以栽植航空人才，巩固国防，永不参加任何内争为宗旨”。该校于1933年8月开学，1941年1月结束，共办三期训练班，培养空勤人才约70人返国杀敌卫国。该校第一期毕业生20人于1934年4月毕业。6月，旧金山旅美华侨拒日后援团救国总会举行欢送会，向每位毕业生赠送一枚戒指，上镌“誓不内战”四字。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于“七.七”抗战后，组织华侨青年建立飞行学校，雇用一名美国空军少校任教，在布鲁林机场进行训练，准备回国参战。1942年，俄勒冈华侨救国统一会以募得的捐款向波音飞机制造公司购买AT6型战斗教练机三架，命名为“民族”、“民权”、“民生”，赠与中国派遣来美受训的航空生使用，毕业后带回中国。同时，美国其他地方以及加拿大等国航空学校毕业的华侨青年，也相继归国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4月，数名菲律宾华侨飞行员和不下百人的修理飞机技术人员，回国效力。1939年初，菲律宾16名华侨飞行员回国参战。1940年7月，国内招考空军，仅越南华侨青年回国报考的就有145人。 

　　一批批华侨飞行员回国，增强了中国空军的力量。广东空军从队长到队员几乎全是华侨。“在驱逐机飞行员中，华侨几占四分之三”。他们“战绩卓越，尤其蜚声于空军界”，被誉为“保卫祖国领空的华侨英雄”和“保卫祖国领空的干城”。 

　　1937年8月14、15日南京句容空战中，日军首次使用自誉为王牌的木更津轰炸机队，由台湾起飞，每次9架，分两批远航偷袭南京、句容、杭州等空军基地，中国空军迎头痛击，这是抗战以来较大的一次空战。在这次空战中，美国归侨陈瑞铀、雷英均、黄泮扬、苏英祥、黄瑞新和其他华侨飞行员，同战友们一起，勇猛机智，名震一时。结果中国空军以六比零大胜日本空军。为了纪念这个辉煌的战果，“八。一四”这个日子被定为中国航空节。 

　　在对日作战中，黄泮扬、陈瑞铀骁勇善战，分别击落日机8架和6架，号称虎将，都被提升为飞行大队长。黄泮杨对一位记者说：“在美国，我们那时候深感到一个中国人的可怜。我们总想：为什么一个堂堂大国的国民，在外国是这般被人瞧不起？我决心要学点可以使祖国强大的技能回去。我选定了航空一途，而且还组织了一个航空救国会。后来学成飞行，才回祖国。”1937年9月19日，山西太原空战中，陈瑞铀驾机与敌方96式驱逐机单独搏斗，敌机被击落，陈机亦受伤下坠在一座学校的房顶上，幸亏没着火。一位教师将满脸鲜血、左臂中弹、已处于昏迷状态的陈瑞铀急送医院抢救。被陈机击落的这架飞机，驾驶员是日军一名航空队大队长，曾在中国东北任过飞行教练，技术优良，枪法亦佳，被誉为“驱逐之王”，岂料这次空战竟丧命在华侨飞行员手里。在粤北始兴西边大山上空的一次交战中，陈瑞铀在僚机的配合下，迫降了日机，生俘了日军飞行员。1938年，在华中地区上空的一次激战中，陈瑞铀遭到三架日机的轮番攻击，弹药耗尽，他决心与敌机撞击，舍身报国。陈瑞铀进逼敌机，敌飞行员胆怯逃跑。结果两机的机翼相碰坠地。陈瑞铀跳伞，头部受伤。人们称誉“他是敌航空人员所最怕的一个中国飞航员”。1943年昆仑关之战，陈瑞铀脸部烧伤甚重，回美国就医。美国归侨飞行员黄新瑞，在美国屋仑斐摩上校飞行学校毕业，1934年回国，抗战以来，他曾经击落敌机17架，战功显赫，积功升至大队长。 

　　1939年，加拿大归侨飞行员马俭进奇袭运城机场的战斗中，所立的战功也是突出的。运城是华北日军在晋南的重要基地，日军在这里扩建了一个大机场。是年7月25日，中国空军6架飞机分两批连番轰炸运城机场，马俭进是第一批3名飞行员之一。他们从成都起飞，穿过秦岭南侧，直插运城机场上空，以日本重型轰炸机为轰炸目标。三机咬尾高速低空投弹，日军猝不及防，机场顷刻间就埋葬在一片火海之中。这次闪电奇袭战，3员战将一举炸毁敌机三十余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最成功的奇袭轰炸”。 

　　菲律宾归侨、国民党中央航校教官刘领赐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后，又在杭州、扬州、汉口等地上空与日机激战，屡建战功。记者采访时，他说：“我连结婚的事，都未想到（已三十岁了), 只是希望好好打几次仗。”印尼巴达维亚华侨、中国空军歼击机飞行员梁添成战功显著，成为“战斗英雄”，马来西亚华侨飞行员林日尊等执行过平型关轰炸敌阵和冀北、冀中轰炸敌军交通线的任务。泰国华侨飞行员韩锦桐，曾被誉为“敌人到那里，那里的轰炸必定有他高踞在上”。归侨谢全和、刘盛芳、陈镇和、倪桐植、蒙文森、唐夏威、谭云鹏、谭笑严、薛炳坤、马国廉等和其他归国华侨飞行员，都为祖国抗战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3、参加东江，琼崖根据地和福建闽南抗战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以后，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把东江的农民，南洋，香港回乡抗日的华侨、海员工人，组成由王作尧率领的东莞壮丁模范队和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两支人民抗日武装，在对敌斗争中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打开了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局面。回乡为抗战服务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各分团、队大部分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队。东团吉隆坡队全队73人中有52人编入了曾生大队，黄炜然、陈现、陈剑雄等21人仍以吉隆坡队名义开展抗日活动，后来也加入了东江抗日武装。据估计，参加中共领导的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归国华侨和港澳同胞达1,000余人。东江纵队成立时，部队里就有吉隆坡队、新加坡队、越南回国服务队等专由华侨组织的队伍。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276人中，参加中共领导的独立总队和抗日民族政权工作的达95%以上。 

　　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和福建闽南抗日游击队的归侨在民族革命战争的烈火中锻炼成长，不少人成为中共党员，有的担任了团、营、连、排长等职务，涌现了一批英雄人物。泰国归侨郑戈15岁时就远涉重洋，回国奔赴抗日前线加入了东江纵队，成长为一名华侨指挥员。1943年10月，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和伪广东省绥靖公署少将参谋长汉奸王克敏乘炮舰到广东太平慰问驻守东莞的日军和伪30师。东纵平南中队中队长郑戈和指导员钟若潮（泰国归侨），奉命率领该中队伏击陈璧君和王克敏乘坐的汽车，振奋了东纵的士气，扩大了影响。1944年冬，任东纵副大队长的郑戈，经过周密侦察，率领部队夜间奇袭广州东郊外围据点新塘火车站，生俘日军阿南中佐及伪军30多人，夺取了日军警备队设在火车站的物质供应站。战斗全过程只用了半个多小时，一枪未发便达到了速战速决，消灭敌人的目的，威震广州和增城地区。 

　　荣获泰国曼谷拳击比赛（1938）丙级组全国冠军，年仅18岁的华侨林作兴，1940年2月回国参加抗战。在香港中共游击队秘密接待归国华侨联络点里，他改名为林文虎，并同10多位归侨化装成回老家的难民，到东江参加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人民抗日游击队，编入长枪队。同年11月，他被编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曾生）、第一中队（代号虎门队）。林文虎在战斗中成长为一名勇敢的队员，于194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10日，日军长濑大队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借着黑夜分两路向大岭山根据地中心区百花洞袭来，企图一举消灭游击队主力。第三大队在第五大队的支援下同敌人进行了一场掺烈的战斗。虎门队奉命抢占高地，林文虎提着没有刺刀的广东造七九步枪，与敌兵作战，比在拳击场上凶猛十倍，先后打死四个凶狠的日本兵。这一仗，林文虎的勇敢不怕死名声远扬。队员们都说他：“简直是个天不怕的老虎仔！“1942年初，林文虎调入短枪队，他和战友们在短短两个月中，奉命将在香港处境危急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数百人转移出去，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近百名国际友人和国民党一些要员及其家属。成为华南游击队彪炳史册的一大功绩。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后，林文虎在东纵主力著名的“五虎队”中历任副中队长，中队长，副大队长等职，屡立战功。 

　　马来西亚华侨学生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陈青山，会同一些华侨青年，于1941年6月至7月，来到海南岛冯白驹抗日独立队，担任独立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后又任组织科长。在政治部的这一年多时间，他主要做两件事：一、任宣传科长时，编了一份干部读物《军政杂志》，和一份战士普及读物《战斗生活》。电台被敌人破坏后，部队得不到正面的新闻，就从国民党的报纸获得新闻，用自己的观点去编写“每周时事”。二、任组织科长时，前后办了三期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学员是从各队抽调来的优秀班排长。抗日独立大队扩编新成立了第四支队，由陈青山任政委。他率领部队伏击100多个鬼子，缴获日军几十支枪和一批子弹。他带领该支队一个大队运用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出现在敌人眼皮底下，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广大新区建立了敌后政权。1944年，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扩编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相当军级），陈青山奉命调回纵队任政治部组织部长，直至日军投降。 

　　      

　　    4、血染抗日疆场 

　　归国参战的华侨有很多人为国捐躯，九江战役中牺牲的菲律宾《华侨商报》记者张幼庭，是第一个于抗日前线殉国的华侨记者。由男女队员16人组成的一支华侨童子团回国服务队，有14人先后在罗店、大场、苏州、江阴、南京、平型关、大同、台儿庄等地殉难，另外2人也在战斗中负了重伤。菲律宾回国服务团16人，在香港与越南华侨服务团40余人合组成华侨青年战地服务团，参加了广惠战役。除阵亡及失踪外，仅余陈梁栋、许志成2人。由16名华侨青年组成的新加坡华侨决死队回国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除吴志强一人外，其余皆死伤未归。从1939年3月回国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6年半时间里，南侨机工因翻车、伤病、轰炸、被日寇杀戮等原因而献出生命者达1,000余人，占回国服务机工总数的1/3强。 

　　很多归国华侨飞行员把自己的热血洒向了祖国的长空。被称为“抗战英雄”的飞行大队长黄泮扬，在一次战斗中献出了生命。另一位“空中英雄”黄新瑞于1942年3月14日在成都之役中殉职。是役，中国空军损失飞机4架，其中3架飞机的飞行员是华侨青年。1940年5月18日，日机袭击成都，林日尊率领华侨空军中队驾机迎击，在空战中，他“忠勇杀敌，为国殉职”。旅加侨眷子弟关孟祝自航空学校毕业后，参加了广东空军。1938年日军入侵，他在粤北韶关上空与敌机相遇，把一架敌机击落在曲江县犁市河上。在返航广州途中，又与3架敌机相遇，展开激烈空战，因众寡悬殊，他的座机不幸被击中着火，跳伞降落后终因伤重不治光荣牺牲，时年25岁。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市东郊空军坟场，后被授以“抗日空军英雄”的称号。 

　　1939年冬，刘盛芳在南郑空难中牺牲，国民政府向他的父亲刘长英发了慰问信和抚恤金，痛失爱子的刘长英复信说：“当兹抗战需要之际，噩耗传来，五内痛伤，爱子之悲，承政府赐之恤金一万元，值此抗战时期，国家经济正待张罗之际，实不敢领受，拟请将盛芳恤金，全部捐赠祖国，为抗战军费。”爱子爱国，感人至深。梁添成、泥桐植、蒙文森、陈镇和、苏英祥和其他一些归国华侨飞行员，都在抗战中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许多海外华侨在抗日根据地为祖国的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东南亚华侨学生林烈、余自克，由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介绍入甘肃庆阳抗大分校学习，毕业后，任某游击队政治指导员，领导游击健儿，经山西、河北，转战鲁东南，屡挫日军，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归侨抗日女英雄李林原名李秀若，她为表示对革命导师列宁的敬佩，用列宁的中文译音改名为李林。她幼年随养父侨居印尼爪哇，1930年回国求学。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学联为了抗议国民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七君子，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李林担任民国大学学生队伍的旗手，与前来镇压的警察搏斗，头部受伤。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12月，李林到太原入牺盟总会办的军政训练第十二连，后来任女生连——十一连的秘密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后来她到平鲁县开展抗日工作，率领一支抗日游击队转战雁北绥东，先后担任雁北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政治主任。李林勇敢善战，屡立战功，成为晋绥边区群众“最熟悉、最爱戴、最钦佩的名字”。被尊称为“李委员”和“雁北游击名将”。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称赞李林的抗日救国精神，贺龙称她是一位“民族女英雄”。大后方的新闻界、电影界也认为：一个归侨女青年在敌后指挥游击队打仗，很了不起。 

　　1940年4月，李林在反日军对晋绥边区第九次扫荡的战斗中，掩护同志们突出重围，身负重伤。面对越迫越近的敌人，她为免遭敌人的辱杀，用最后一颗子弹打进了自己的头部，为民族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年仅24岁。延安《新中华报》、《中国妇女杂志》和重庆《新华日报》等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她的英雄事迹 ，刊登了中共中央妇委的唁电。穆欣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李林英勇杀敌，壮烈殉国的事迹，“是神圣抗战中的奇迹，中华民族的无上光荣！”“不仅是山西抗战、华北抗战的光辉一页，也是全民族的光荣！” 

　　在广东东江、琼崖地区，回乡参战的许多侨胞也把鲜血洒在了祖国的土地上。东江纵队中队政委钟若潮，中队指导员王密，两才队队长、敌后武工队队长黄志强，小队长杨仰生，战士颜金榜、陈志奋、陈显等华侨爱国青年，有的在对敌作战中壮烈牺牲，有的在被俘后坚贞不屈，为了祖国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吉隆坡队队长黄炜然回忆，吉隆坡队转战祖国抗日战场上6年零4个月，献出生命的有以下烈士：陈现，又名陈迪、陈特，梅县人，吉隆坡队副队长。入伍前是吉隆坡半山巴邮局邮差，年迈的母亲及妹妹靠割橡胶生活。1940年10月，吉隆坡队转入东莞，陈现先在连平乡大横村工作，后来去上、下山门工作。1941年5月25日，他被敌伪杀害。罗一帆，梅县人，入伍前是吉隆坡裁缝。1939年5月吉隆坡队抵达惠阳坪山时，他被编入曾生大队，任后方办事处负责人。1941年在东莞牺牲。陈剑雄，客家人，入伍前是霹雳州某埠的学校教员。1942年在东莞，莞太线翟家村做民运工作，因被敌伪包围，在枪战中牺牲。叶凤生，惠阳县人，1939年5月编入曾生大队，在东莞活动时是短枪队的队长。攻打篁村敌伪据点时，他率领短枪队冲击敌重机枪火力点，不幸中弹牺牲。卢洪基，入伍前是吉隆坡屠场杀猪工人。1939年5月编入曾生大队。1940年3月撤出坪山时，在稔山战斗中牺牲。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中的陈琴、朱明、符兰平、陈永炎、范清、符克等华侨爱国青年，有的在对日伪作战中牺牲，有的被顽固派残害。侨眷、中共党员林秀梅‘在琼崖地区担任放哨和交通员工作。她曾三次被敌伪逮捕，重刑之下，严守党的机密，慷慨就义。马来亚华侨工人刘金宇曾担任马来亚华侨抗敌后援会抵货锄奸部长。回国后在前线杀敌，1942年到延安，先后在工业局和农具工厂工作，这位中共党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被誉为赵占魁似的“铁工人”。1943年6月7日，不幸在工作中以身殉职，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边区。他们和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牺牲的华侨一样，都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和骄傲。 

　　回国参战的数万爱国华侨，是全民族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仅直接增强了祖国的抗战能力，也以自己为民族存亡而奋斗献身的壮举，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信心，给受难的同胞带来了温暖，给英勇杀敌的将士带来了力量，进一步推动了祖国的全民族团结抗战。 

　　  

　　五、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 

　　  

　　广大华侨深知国共团结共同抗日，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最有力的保证。因此，凡有害、有损于国共两党团结的事情，他们都极力反对或从中调解。他们反对妥协投降，抨击民族败类；支持和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开展抗日民主斗争，为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1、声讨汪精卫国贼汉奸运动 

　　海外华侨从各个方面支援抗日战争，是为了祖国早日获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因此，对极少数民族败类、汉奸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恨之入骨。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声讨汉奸国贼运动，并极力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中国的沦陷区，每占领一地，便搜罗汉奸，建立伪政权，实行“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日军占领平津后，先后在两地分别成立伪“地方治安维持会”。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委员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伪政权。 

　　1938年1月初，全欧抗联发表声明，痛斥汉奸“丧尽天良人性，趁此民族存亡之生死关头，甘心拜贼为父，出卖祖国，大逆不道，死有余辜！德国抗联和旅德华侨抗战后援会发表《声讨汉奸宣言》，愤怒地指出：此次对日抗战，乃国家存亡之所系，竟仍有少数汉奸认贼作父，靦颜事仇，诚属罪恶滔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 

　　抗战开始，汪精卫就提出“抗战牺牲论”，认为抗战的结果，只能造成“人与地俱成灰烬，直到中国没有一个人一寸土”，散布民族失败情绪。1938年10月20日，汪精卫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宣扬“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愿随时和平。”暴露出他企图随时屈辱投降的丑恶心理。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同盟会中的著名人物。陈嘉庚不但早就认识汪精卫，还对汪精卫参加暗杀 摄政王被捕入狱表示敬佩。汪精卫对陈嘉庚热心办教育也表示尊崇和关心。他们互相敬仰，曾以“老友”相称。但是耿直的陈嘉庚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对汪精卫的汉奸谬论不因私人的友谊而缄默。他多次致电汪精卫，措辞委婉，希望采纳他的忠告。并明确指出：“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宣称：“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他劝汪精卫“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即应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也考虑他自己的政治生命。 

　　揭露和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妥协投降活动，支持抗战到底，是海外华侨支持国共合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1938年10月26日，马来亚居銮的华侨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和华侨公会联名致电蒋介石：恳请“抗战到底，以救垂危，同侨一致拥护”。新加坡20个侨团、马来亚怡保华侨筹赈会等侨团，相继致电国民党当局，希望消除联合阵线内部的汉奸国贼，坚持抗战到底。 

　　当投降妥协气氛弥漫重庆的时刻，陈嘉庚意识到阴谋求和降敌的不止是汪精卫一个人，禁不住忧心忡忡。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陈嘉庚以国民参政员身份从新加坡发电报，向参政会提出一个30字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在大会上宣读这一提案时，脸色突然变得苍白。这个提案，“沉重地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陈嘉庚“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的斗争精神，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高度赞扬。 

　　1938年12月29日，逃到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发表“艳”电，赞成日本首相近卫声明的对华三原则，公开叛国投敌。汪精卫的叛国投敌罪恶行径，在海外华侨中迅速引起了强烈反应，12月31日，南侨总会急电蒋介石，代表南洋数百万华侨要求国民党中央通缉汪精卫，“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并宣布取消汪逆名誉会长。怡朗侨民大会致电蒋介石、林森，要求将汪精卫迅缉归案，以伸国法。旅美华侨妇女战区难民筹赈会通电，要求国民政府立即通缉汪逆，“归案严办”。受聘在汪逆所创办的纽约《民气日报》工作的华侨，获悉汪贼叛国消息后，马上将汪精卫的题字拆毁。全体罢职，并发表声明，誓与汪逆不共戴天，坚定地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支持祖国抗战到底。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严正声明：“海外侨胞一致诚挚拥护抗战到底，铲除汉奸。”美洲华侨总工会、驻美中华总会、三藩市阳和总会馆、南洋、欧美、澳洲、非洲等各国各地侨团，一致希望国民党当局不要因为汪精卫的叛逃而动摇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不要因为汪精卫的诱惑和挑拨离间而人为地削弱全民族联合抗战的力量。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央在国内外民众舆论下，宣布开除汪精卫出党，但未给国法处分。南侨总会急电责问：“汪精卫叛国求和，罪情重大，实古来奸贼所未有，全国上下，莫不痛恨，咸谓中央必能严令通缉，以正典刑。不意仅革党籍，未及国法......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在海内外同胞讨汪怒潮的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终于在1939年6月对汪精卫发出了通缉令。 

　　汪精卫叛国投降后，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破坏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企图拉拢侨众为他们服务。因而，成立了汪伪政权的侨务委员会，并公布了《华侨捐款奖励办法》。日本东京也由陆军省、海军省及外务省联合建立了一个华侨联络委员会。汪伪政权还派人潜至新加坡，企图组织侨务委员会，“卒因侨胞一致反汪，无法活动。” 

　　抗日讨汪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对汪精卫亲日派叛徒集团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分化抗日政治联盟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广大华侨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表明了他们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这一斗争打击了汪精卫叛国集团和一切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阴谋。对抑制顽固派的妥协分裂活动，维护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2、反对分裂，维护国共合作 

　　1939年以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共两党及其军队之间，多次出现政治争端和局部的军事磨擦，直到发生了皖南事变。在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坚持抗战的斗争中，凝结着广大华侨的不懈努力和功绩。 

　　    （1）维护国共团结抗战 

　　第一次反共高潮出现后，华侨反对分裂，呼吁团结的呼声更加强烈。他们严辞正告分裂制造者：“你们这样做法，实在使......华侨寒心！”“分裂即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谁希图分裂团结，即谁为国家、民族之罪人。” 

　　抗战爆发以来，海外各地华侨组成一批又一批归国慰问团先后回到祖国，到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和各个战区、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慰问考察，支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行为。 

　　华侨回国慰问团 和回国服务团体到各战区慰问考察，向各战区敬献锦旗。马来亚文化界侨团在华侨战地记者团回国时，特制纪念旗一面和慰问信一封，委托该团团长曾圣堤面献八路军。南洋华侨各界抗日救亡会议、星洲华侨各界抗敌后援会等8个抗日团体的纪念旗8幅，由华侨归国服务团领队辜俊英带到八路军总部献交。越南华侨回国战时服务队大队长杨奇峰和吕壁辉、陈哲夫等人受侨胞的委托，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献旗，受到董必武、叶剑英和钱之光接见。 

　　1939年底，南侨总会为了解国内抗战状况和“慰劳前线将士及后方同胞”，促进国共团结，使海外华侨“更加努力抗战工作”，决定组织南洋华侨慰劳团。为了组织领导好慰劳团，陈嘉庚克服不通国语、年老怕寒（时年67岁）、数年来腰骨疼痛不耐久坐等困难，电邀李清泉、庄西言同往。1940年2月底，慰劳团正式组成，全团成员共50人。3、4月，慰劳团分批经越桂路、滇缅路径赴重庆。 

　　慰劳团回国期间，陈嘉庚为祖国抗战财政着想，拒绝国民政府为慰劳团安排的高级旅馆和高额招待费，住在设备简陋的嘉陵新村工合旧址，团员们自办伙食，睡自己带来的帆布床。 

　　慰劳团回国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正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中央和国府的要人如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吴铁成等轮流到陈嘉庚下塌处，极力诽谤、攻击中国共产党：“无民族思想”、“无国家观念”、“不抗战救国”、“游而不击”，等等。更有甚者，蒋介石面红气盛，声色俱厉地对陈嘉庚说：“抗战要望胜利，必须先消灭共产党，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绝难胜利，此种事外国已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项话我未尝向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陈嘉庚极为震惊，他代表侨胞的意志函蒋：“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例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盖自抗战以来欣庆一致团结枪口对外。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望，爱国热情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缩减。”他对慰劳团成员说：“这班人在我面前未曾对日寇的残暴行为咒骂一句，而口口声声专骂共产党。对敌人如彼，对自己的同胞如此，真不知是何居心？”他在各种欢迎会和讲演会上发表演说，极力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 

　　慰劳团各分团分途对抗日军民进行慰问考察，足迹遍及15个省份，接触了前线、后方的各党派各军以及各界社会人士和群众，对于加强海外华侨与祖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对于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对于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都起了重要作用。各分团在七、八月先后结束在国内的慰问考擦活动，返回各自侨居地。 

　　陈嘉庚鉴于“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国共磨擦似有剑拔弩张之势，故决意亲到延安考察中共情况”。蒋介石一听他要到延安，就大骂共产党什么“无民族思想及种种口是心非，背义无信”。陈嘉庚坦然回答：“余以代表华侨之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要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俾回洋较有事实可报告。”蒋看他执意前往，无奈何地说：“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 

　　陈嘉庚在候西反（候西反被侨居地驱逐出境后，回国到了重庆，并设立南侨总会办事处）和李铁民的陪同下，到延安进行了为时8天的访问。陈嘉庚一行在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陈嘉庚在讲话中介绍了南侨总会领导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筹赈工作 ，他强调：海外华侨“所最关心者，厥为国内团结问题，今日务应消除一切磨檫，不分党派，共同合作，一致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陈嘉庚等在朱德的陪同下看望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陈嘉庚的爱国精神，热情地说：“我们的大批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大家团结起来救国。”双方畅谈很久，并共进晚餐。这次延安之行，使陈嘉庚认为中共领袖们谈话真挚诚恳，“他们对消灭磨檫巩固国共长期合作是极具诚意的。” 

　　（2）谴责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国民党蒋介石不顾国内外同胞的反对，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造成新四军北移部队3,000多人牺牲，4,000多人被俘，军长叶挺去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在突围后被叛变的副官杀害。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电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将军长革职，“交军法审判”，命令20万军队继续攻击江北新四军。当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的时候，广大华侨又与国内同胞一起，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促成皖南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 

　　皖南事变前夕，1940年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在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中已明确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海外各地侨胞看到何、白的皓电和朱、彭、叶、项的佳电后，焦虑万分，为了阻止分裂，侨胞奔走呼号，竭力反对枪口对内。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和阮本万、吕超然等爱国侨领针对“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代表10万美洲洪门华侨，向国共两党拍发急电，“热忱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抗战，以挽救垂危祖国之命运”。主张“召集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成特别委员会”，或“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解决两党纠纷，”使国共“重修兄弟之好，携手抗战”。这封电报再次反映出海外华侨反对内战、维护国共合作抗战的立场。各地侨团和爱国侨领纷纷召开座谈会，发表讲话，发出通电、宣言，呼吁祖国加强团结，切勿分裂，一致对外。《新华日报》对此评论说：“ 这是侨胞们对祖国发出的呼声，这里有热爱，有义愤，忧国忧时，活现纸上，每个中华儿女，读之当感奋”。国民党顽固派竟对海外侨胞的呼吁和警告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终于在1941年1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海外华侨闻悉“新四军数千健儿被歼”的消息，极为痛愤。数百救亡侨团和爱国侨领纷纷致电国民党蒋介石、林森和中共毛泽东、朱德，并发表通电、宣言和告同胞书，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在美洲，美国加省华工合作会致电蒋介石、朱德，说：“岳飞十二金牌之诏，宋室以亡。干戈对内，无异予敌人可乘之机。自相残杀，等于陷万劫与不复之境，国家民族前途，何堪设想。”诚恳表示：拥护国共继续合作团结，“誓死反对分裂投降。”费城华侨联合会电蒋介石、林森，希望国民党“能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对外，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说：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奔走相庆，而闻走私贪污囤积敛财之消息，及党同伐异之传闻，则疾首蹙额”。认为“无论军令如何严厉，还是国家民族至上，抗战胜利第一。”纽约群社致电蒋介石、林森，要求国民政府“撤销调防令，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以慰侨望。” 

　　在南洋，华侨女记者黄薇为了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采访了叶剑英、冯玉祥，又及时地把周恩来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激愤诗作发到海外，使华侨了解事变的真相。以闽籍华侨为主体的南洋地区31个闽侨社团，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召开联席会议，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一致决议：“向中枢当局做紧急呼吁，恳其立即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明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火速撤销一切防共部署，承认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援助敌后方之抗日的民主政府，恢复抗日有功之武装。”马来亚槟榔屿35个侨团联名电蒋：“新四军忠诚抗战，侨胞钦佩，此次事件，无论是军纪，抑或党派磨擦，均属不幸。望秉公善处，全侨誓死拥护团结，反对枪口对内”。侨团还通电国内各战区将士，反对内战，并致函南侨总会转呈蒋介石，“保障叶将军生命，解除通缉项英命令。” 

　　缅甸仰光18个侨团举行“纪念一.二八宣传大会”，发布《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宣言》，并电蒋说：“侨胞之所以出钱出力者，希望始终团结抗战，达到最后胜利，肃清贪污，实现民主政治”。巴城侨胞给宋庆龄来电，请她调停这次事变，“并作公正之调查”。菲律宾9侨团在《告海外青年书》中指出：这次事变的实质是顽固派配合日汪汉奸“反共内战”的“里应外合的手段”，是“造成民族分裂”的“最毒辣最罪恶的阴谋”；号召华侨青年“以最英勇的精神，最坚决的步伐，共同反对民族分裂，反对反共内战！克服这一空前严重的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菲律宾纳卯各侨团的电文说：大敌当前，“岂可同室操戈”，致使“亲者痛仇者快”，要求国民政府“恢复新四军并释放叶军长”。 

　　许多爱国侨领谴责皖南事变，要求祖国团结抗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和国民参政员身份致电国民参政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国军政长官和全国同胞，反对枪口对内，要求国共两党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继续维持团结抗战的局面。电文中说：海外华侨“深识大体，发扬正义，不分党派，爱护国家。”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内战的“危机又遍国中，值此敌寇横行，国仇未雪，如又自为鹬蚌，势必利落渔人，民族惨祸，伊于胡底！”呼吁祖国“消弥内争，加强团结”。吉隆坡侨领曹尧辉在谈话中指出：策划皖南事变“而召致分裂者，应负危害国家民族之大罪”。菲律宾中华抗敌总会和菲律宾闽侨难民救济会联合召开座谈会，侨领余清箴在会上希望新闻界人士，向国内当局和广大民众传达全菲华侨的呼声：“侨胞最希望祖国的，是国内团结的日益加强，希望政治进步，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痛恶任何细小的分裂消息。”纽约华侨青年救国团主席李辉、副主席黄夏黎和秘书李顾鸿在电文中说：“迭闻国内党派磨擦动摇抗日联合阵线之消息，伏念四年抗战，全国上下，艰苦奋斗，正期驱彼残寇，还我山河，何图大敌当前，萧墙祸起，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会，万乞善为处理，务令大家言归于好，并肩携手，一致对外，侨等誓出钱出力，竭诚拥护。” 

　　3月14日，毛泽东复电司徒美堂、阮本万、吕超然等，对旅美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不已。”并代表中国共产党表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 

　　海外爱国侨胞、侨团的通电、宣言、告同胞书，以及华侨报社发表的社论、短评等，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前后同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对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是一种有力的牵制。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顽固派被迫停止公开的反共军事行动，继续维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局面。 

　　  

　　在抗日战争中，广大华侨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前途结合在一起，满怀报国的赤子之心，踊跃输财，慷慨从戎，和祖国人民风雨同舟，“爱国精神，见重环宇”（陈嘉庚语）。华侨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将永垂青史。 

　　

　　                         

　　   作者:李景光 致公党党员，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