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世界华夏儿女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创造了丰富多彩、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精神。广大海外侨胞的中华传统文化背景及爱国、爱乡的民族情感，是我们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独特资源和优势。侨胞要在国外生存发展，如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他们中间世代传承，这对于维护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作为具有“侨”“海”特色的参政党，中国致公党在推动“文化入侨”、增强海外同胞和港澳台同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不但取决于其博大精深的内容，更取决于其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出版传播历来同人类的文明进步紧密相连，它既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又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工具，在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执政党和国家大力发展包括出版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不断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在出版产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下，研究出版传播实践中不断推动“文化入侨”、积极探索为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服务的有效途径,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推动“文化入侨”，增强海外同胞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于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胡锦涛同志曾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论述过“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保持和促进这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谐,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和长治久安。”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作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五大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其重要意义更加突显。作为中华文化的认同者和塑造者，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纽带，广大海外同胞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着积极的构成和促进作用。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密切度与和谐度，对于中国向内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向外推进和平外交、增强国际影响力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涵盖了中国人精神生活领域，诸如心理素质、思维模式、道德理想、价值取向、宗教信仰与人生信念等各个方面。伴随着历史的车轮，中华文化在今天仍然影响并制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纽带。中华民族血脉相连，情牵一体，海外同胞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他们心系祖国，总以报效家乡、回馈桑梓为己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海外同胞都为祖国、为家乡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民族感情构建了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基础，注定了海内外同胞是不可分割的群体。

　　海外同胞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尽管有代际和地域的差异，但中华文化的核心，即根植于中华民族深层的民族精神却被长期传承下来。这种精神化为一种民族感情，一种延绵不绝的文化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这种文化情结，为我们开展“文化入侨”、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言以蔽之，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感召力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而这无疑是出版传播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之一。

　　 二、通过出版传播推动“文化入侨”是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重要方式

　　马克思曾经把印刷术比喻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而这个“杠杆”对人类精神发展的作用则主要是通过其功能物——出版物的传播体现出来，出版传播对人类的精神发展起着无可比拟的推动作用。社会文化具有多种形态，但只有出版传播将人类的精神成果通过一定形式记载下来，才使人类精神成果保留和绵延下去，并由此得以继承、发扬，进而推动历史的发展。文化社会学家波普尔在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如果打一次世界战争，把世界的物质财富摧毁掉了，但只要文化还存在，人们还可以把现代世界重建起来。但如果把文化毁灭了，人类将重新经历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历程。可见，文化的储存、积累是人类赖以振兴、延续、发展的重要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出版不但是人类精神成果的载体，更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载体。

　　我们这里讨论的出版传播不单指狭义的出版发行工作，而是一个“大出版”的概念，是类属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其具体包括可以通过出版发行来传播的一切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数字内容和动漫等等。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包括新闻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概念。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和政府把深入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产业提到了空前的战略高度。2009年，国家又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些都给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包含其内的出版产业及其传播实践无疑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文化产业的大发展也为我们通过出版传播来推动“文化入侨”提供了历史机遇。出版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必定要成为传播“根文化”、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重要途径。一个民族或群体的“自我意识”和他们千百年来在同一文化空间里形成的传统文化意识，伦理道德观念以及他们所特有的语言、习惯，是保持其独特性的基础。这就是在不同地区彼此互异的文化圈里，面对文化的多样性，能够对“自己文化的认同”的原因所在。可以说，凡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华侨华人遍及天涯海角。一方面，海内外华人处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意识形态，已然处于不同社会文化之中。但另一方面，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海内外华人同胞同根同源，不可分割，这不可分割的基础就是“根文化”，海内外同胞同宗同源，同种同文，相同的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可以促使海内外同胞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华文化是连接海内外同胞无形的纽带，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是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精神基础与思想来源，更是通过出版传播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方法论基础。

　　三、在出版传播实践中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进一步丰富“文化入侨”的内容资源

　　海内外华夏儿女享有共同的中华文化根基，共同的文化根基是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精神基础，传播同根文化的出版传播更是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这是我们上面讨论的一个重要结论。由此展开，我们要通过出版传播推动“文化入侨”，就是要借助出版的存储传播、宣传推介、教育娱乐等功能，从传播内容、传播手段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海外同胞对中华文化的熟知度和归属感。

　　首先，应加强对中华根文化的弘扬和传播。寻根问祖、究本溯源是海外同胞所普遍具有的情结。近年来，林、张、许、陈、刘、谢、郑、叶等姓氏的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原“根文化”认可并主动组团到河南寻根，这些姓氏涉及当代华人的90%。海外华人社会兴起的血缘寻根、姓氏寻根、祖籍寻根热，恰恰说明了根文化的魅力。血缘、姓氏等根文化资源不仅是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寻根的“依据”，更是他们精神的载体，值得我们在出版传播实践中深入研究和挖掘。

　　其次，应加强语言文字文化的传播。语言文字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本身即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今天世界上正在学中文的人有三千万，有2500所大学在教授中文，这为中华文化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大力发展海外华文教育，是在海外华人社会传承中华文化和向所在国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措施。发展海外华文教育更有战略性的意义在于，是充分利用汉语这一世界语言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增强海外侨胞自身竞争力。

　　再次，应加强中华武术文化的传播。武术源于中国，属于全世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华武术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成份和要素，渗透着中国传统化的精髓。黄飞鸿、霍元甲、李小龙等中华武术的践行者以精湛的武艺和高尚的武德在海外华人社会深入人心，包括广大侨胞在内的海外世界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文化所深深吸引。在具体的出版传播中，中华武术应以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为根本宗旨，以武术健身功能的开发为传播的最佳切入点。

　　第四，应加强中华医药文化的传播。中医是医学，也是中华文化瑰宝。它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中医事业不仅成为华侨华人“落地生根”的重要手段，也吸引更多海外人士“拜师学艺”。中医事业在海外的蓬勃发展，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但是，由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医在海外要像西医一样全面推广，中医药真正纳入主流医疗体制中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医药真正被海外主流社会所接受也标志着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也有助于提高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第五，应加强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播。饮食文化对中华物质文化的传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华饮食文化在海外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久远的继承性，但它的传播实际上还是十分有限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中华饮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还任重而道远。尤其对于新生代的华侨华人子女，他们的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已经不能为他们提供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中华饮食文化的机会，这我都需要我们在出版传播中加以注意。

　　另外，诸如中华传统节日文化、酒文化、茶文化、以儒道法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学术文化、民族音乐文化等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容都为广大海外同胞所知晓和渴求，这些都是我们推动“文化入侨”的重要出版传播资源。

　　四、在出版产业交往实践中密切与海外同胞的联系，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在传播文化内容的同时，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本身也在为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创造着社会交往的机会。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生活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会发生一定的交往和联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由此可见，人们的生产活动与交往活动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在交往关系中发展生产，而生产又深化了人们的交往关系。通过社会交往关系，人们实现了商品、信息、情感与文化的交换，发展并延伸了人类的智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出版产业海内外交往合作日益发展的今天，出版传播无疑为海内外同胞密切关系创造了直接的“交往机会”。出版工作是文化工作，文化工作虽然有意识形态属性，但是也有产业属性。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文化出版工作“走出去”的要求之下，我们需要在将海外同胞的根本利益作为落脚点与出发点的基础上，积极寻求海内外同胞在文化出版产业上的合作，因“生产”而“交往”进而实现共赢，这种用经济的方式去做“文化入侨”的工作，显然是最直接的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的有效途径。

　　“国运兴则侨运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海外同胞的兴衰荣辱总是与祖籍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剧，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上的交流日益频繁，摩擦日益剧烈，融合日益显著。文化不仅发展成为社会财富的崭新样态，也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体系之一。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模式中指出：“在全世界，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世界各国纷纷相时而动，调整文化政策，制订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重视并加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在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出版传播的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谁的传播力量强大，谁就占有更加优先的话语权。由此，出版更需要充分发挥其传播优势，积极主动依靠海外同胞的力量，向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国际社会传播思想观念，销售文化产品，增强本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伴随着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海外同胞对祖（籍）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五、以中国致公出版社为平台，中国致公党在出版传播实践中推动“文化入侨”大有可为

　　一直以来，中国致公党十分重视做好以包括区域文化、武术文化等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为载体，促进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工作。2004年，致公党中央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曾经提出《关于加强海外侨务工作，促进华侨华人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建议》，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侨务资源联系起来，并建议将区域文化列入国家长期社会科学发展规划，整合各方面资源和力量，给予重大支持。该建议得到了包括海内外侨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同。

　　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中国致公党已与世界五大洲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团建立了联系。通过“请进来”，让侨胞到祖（籍）国来领略祖国大好河山，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祖（籍）国发生的变化；通过“走出去”，了解海外侨胞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同时也通过文艺和武术表演等形式更直接地传播中华文化，推动“文化入侨”。

　　在中国致公党的领导下，中国致公出版社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今后，中国致公党还将在凝聚侨心、涵养侨力方面探索更多新的方法与途径，通过出版传播推动“文化入侨”、充分发挥出版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就是途径之一。

　　首先，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侨胞事业的发展，华文媒体越来越受关注，影响不断扩大。出版社将尝试与国外和境外华文媒体加强交流合作，资源共享，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增强经营管理意识和能力，争取“文化入侨”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其次，依托孔子学院，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文化。据了解，孔子学院目前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54个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园地。为帮助各国开展汉语教学，今年孔子学院总部共派出4800名汉语教师，并为80多个国家培训本土汉语教师6.1万人。孔子学院的设立正是我国历史文化资源的外显，它正日益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品牌和平台。出版社将抓住当前全球“汉语热”的契机，依托孔子学院的力量，与孔子学院相辅相成，大力出版与中华文化、汉语教学相关的成果，努力满足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传承中华文化的需求。

　　再次，整合各方面资源，为华文教育服务。长期以来，旅居海外的侨胞对学习、传承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愿望，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侨胞后代在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上存在现实困难，他们希望在教材编写、师资培训、文化交流等方面得到祖(籍)国的支持和帮助。针对这一现象，出版社可以以提高华侨华人学生掌握认读汉字的能力而编写、出版系列教材、光盘，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为广大海外学习者学习中文提供支持。

　　第四，结合中国致公党成立85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等重大活动，出版一系列有影响的出版物，让海外同胞了解和认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摒弃西方国家对我国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歪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中国致公出版社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的重要方式。旨在研究与中国致公党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洪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的学术丛书“洪门与辛亥革命”，以及致公党中央原主席、著名侨领罗豪才先生的“议政文集”和“论参政党建设”等一批重要选题已经在策划、编辑中，出版在即。这些出版物的出版必将会为中国致公党推动“文化入侨”起到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致公出版社以国家的出版社体制改革为契机，正在积极寻求与有实力的出版传媒集团合作，力争在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好的为参政党事业发展提供支持。相信伴随着出版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持续发展，中国致公党在通过出版传播推动“文化入侨”、为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服务工作上必将有新的更大作为。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中国致公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