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深圳“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事件引起广泛关注。媒体、舆论和科学界对此一片哗然，一致认为“基因编辑婴儿”的培育严重违背科学伦理，违反相关制度规定，甚至有科学家将其称之为“一项反人类的举措”。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发生并不是孤立的，结合前期出现的“湖南黄金大米实验”“魏泽西事件”等几起案例，充分反映出当前我国有关生物基因等前沿技术研究和应用规范的严重缺失、医学伦理审查制度十分薄弱、对医学伦理挑战事件的应对缺乏系统性方案、部分科研人员道德失范等诸多问题。事件引起科学界严厉谴责、社会高度关注，甚至引发公众不安情绪，折射出当下我们必须建立应对此类医学伦理挑战问题有效监管和应对机制的紧迫性，提出建议如下：

　　一是完善类基因编辑技术研究和应用管理规定。亟需出台类似基因编辑技术在科研和临床应用中的相关规范和指导细则。建议抓紧修改国家科技部和原卫生计生委《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国科发生字〔2003〕460号），本着客观审慎的原则，着眼当前生物科技、基因技术发展步伐，提高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在相关技术支持不充分和伦理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细化完善“不得将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遗传修饰或基因编辑等获得的囊胚植入人用于生殖”等禁止性条款，必要时可附带禁用技术名录，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二是加快健全医学伦理审查机制。建议整合科技部门、卫生健康部门和科研院所，组建权威的医学伦理管理专门机构，进一步加强对医学伦理审查的指导监管。建议修改原国家卫计委2016年出台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提高审查层级，将类似人胚胎基因编辑应用等具有较高风险、较高敏感性的科研项目纳入省级以上医学伦理管理专门机构进行审查。应进一步完善医学伦理审查程序，落实伦理委员会审查事项向政府医学伦理管理机构备案制度，明确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审批权限，强化职能部门对其实质性监督，对因不正确履行审查职责造成事故的，应依法依规追究伦理委员会及相关人员责任。

　　三是尽早建立危机应对解决机制。相关部门应尽早建立对类似已经突破医学伦理底线事件的应对机制，形成对危害性事件发生的系统性管理预案，使对此类问题的处置能够在符合科学原则和伦理规范的轨道上运行，做到有备无患，最大限度减少可能造成的损害或隐患。

　　四是加大对违规违法问题惩处力度。应本着对医学伦理和人类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违反相关规定从事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行为进行严肃惩处，建议对情节严重、危害性大的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规制，提高违法成本。应当以此次事件为典型，依规依法严惩相关责任人，形成示范效应，同时积极回应社会和舆论关切，形成正面鲜明的价值导向。

　　五是重视科研人员伦理意识培养。在保护科研人员投身科技创新积极性的同时，应更加注重对其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观念和意识的培养，形成崇尚理性、尊重规律、遵守规则的良好社会氛围和科研氛围，避免因急功近利、追求商业化和资本运作产生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