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时我还很小，但有极其深刻的印象，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平湖城里读书，有空时常去位于平湖大南门的汽车站白相（吴语：玩耍之意）。平湖大南门外的汽车站位于马路西侧，对面就是当初平湖县最大的南门广场，凡有重大庆祝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汽车站也就两间平房，南面一间买票、候车，北边一间可停一辆汽车。门前的大廊棚既是白天上下车的地方，也是晚上停车的地方。 

　　平湖站只有两辆烧柴的汽车，每天往返于嘉兴、平湖之间。说起烧木柴的汽车，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可思议吧！汽车的后面装有一个圆柱型的金属锅炉，顶端高出汽车天棚0.3-0.5米左右，底部位于汽车底盘高度并固定在车架往后向外延伸的铁架上。早上，汽车站的师傅们从锅炉上面加入木柴。这些木柴是长约10-15公分，截面约5×5公分左右的长方体，材质是各种杂树。锅炉下段有一个可以观看的炉门，点火后我看师傅们用手摇的鼓风机鼓风，炉火烧旺就算准备结束。 

　　这些汽车不大，与现在的中巴车差不多，坐位排得很紧，一次最多能坐20余人。因为汽车烧柴，通过锅炉的水蒸汽让蒸汽机工作，带动汽车行驶。平湖到嘉兴共有九里亭、新丰、焦山门、十八里桥四个车站，因怕中途缺柴缺水，每个站都有加柴、加水的准备，可根据需要给予补充。这些车辆行驶速度不快，从较高公路桥下坡时最多可以达到40码左右的速度。 

　　儿时还没有能力去思考汽车为什么烧木柴这样的问题，除了知道蒸汽机可以用煤、用柴烧之外，其背后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就不清楚了。长大了才慢慢知道，新中国建立初期除了经济上贫困之外，科学技术、工业生产、重工业、轻工业均极其落后，最常见的是手工业或传统的家庭作坊。 

　　解放初期，我们很多生活用品名字前面都带个“洋”字。如煤油叫洋油，煤油灯叫洋灯，雨伞或遮阳伞叫洋伞，穿的袜子叫洋袜。除了自家织的土布，店里购买的机器织的布叫洋布，机器纺的线叫洋线，火柴叫洋火或“洋霉头”，搪瓷碗叫洋碗，小孩玩耍的印有图画的纸片叫洋片．．．．．．这些东西，解放前是洋人（外国人）从国外运来，或在中国办厂生产后卖给中国人的。 

　　更令人伤心的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不少地质学家抱着悲观的看法，认为中国是贫油国家，在东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不大，西南部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部不会成为重要的油田，东北地区也不会有大量石油。从那以后，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那时候，我们连点灯用的一点点煤油也是用马口铁制成的洋油箱（箱型：长方体，每箱约50斤）从国外运来的，汽车怎么可能用汽油、柴油啊！ 

　　我国卓越的科学家，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他确立了新华夏构造体系的概念，分析了其特点，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探讨了中国的地质条件和石油形成条件。李四光亲自主持勘探油田工作,短时间内就发现了大庆、华北、胜利、江汉、大港等油田,摘掉了中国人饱受嘲笑的贫油帽子，为中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随着新中国自己的大油田的开采，烧柴的汽车、使用的蒸汽机也逐渐被烧汽油、柴油的内燃机所取代。公路交通事业也有了飞快的发展。 

　　据统计，1957年嘉兴市范围内共设有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海宁、桐乡六个汽车站，拥有11辆客车、1辆货车；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全市交通部门拥有72辆客车、27辆货车；1990年，全市交通部门拥有1039辆客车、2191辆货车。到了新世纪的2018年，全市机动车总量已经达到165.53万辆，其中汽车133.11万辆，私人汽车114.29万辆。与1978年比，现今的汽车保有量称之为天文数字一点也不过分。由于车辆太多，停车难已经成为亟需破解的公共难题了。 

　　除了汽车数量上的巨变，在驱动汽车的能源方面，也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木柴到汽油、柴油，现在又有了多种新能源，如天然气、煤气、氢气、压缩空气、太阳能、电能等等。此外，解放时嘉兴全市只有杭沪（金）、乍嘉（王）、杭枫（泾）等三条公路，通车里程216.58公里。到2018年，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242公里，是解放初的38.2倍啊！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出门坐汽车”——这些建国初期学习总路线、总任务时留在我们心中的奋斗目标和口号，如今早已变成了现实，并被远远超越。作为这一切发展变化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我由衷地感到自豪，坚信我们伟大的祖国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薛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