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信祺

　　我和中国致公党的不解之缘和深切的情怀，可以说跟我的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分不开的。我从小就受到父亲的百般疼爱和教诲，他希望我长大后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多为人民办点好事。

　　父亲黄忠泉，早年侨居于缅甸仰光，毕生致力于当地侨务和洪门组织工作。1952年作为当地侨领之一的他，被大家选任为第三届缅华回国观光团副团长，国庆节前夕，他十分荣幸参加了在北京怀仁堂举办的国庆招待宴会，他见到了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说他还向毛主席举杯敬酒，祝毛主席身体健康，当晚他彻夜难眠，激动万分。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赴缅甸出访会见黄信祺父亲黄忠泉

　　他和一批随行华侨到祖国各地观光学习，访亲问友，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他们通行无阻，受到热情接待，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回到侨居国缅甸，父亲经常向当地华侨、华人和洪门团体等大力宣传祖国在短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秩序井然，他经常以自身的经历和切身感受向大家如实讲述国内的情况。他老人家从国内带回不少图片、照片、相关资料、书籍和纪念品。当时我才12岁，经常帮忙父亲整理照片和资料，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同当年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和黄鼎臣副主席的合影照片，他老人家十分珍惜这几张照片，把它摆在客厅的最显要地方，小时候我简单翻阅了一些书籍和相关资料，对致公党有了一些肤浅的认识。长大后我才了解父亲于解放初期就加入了中国致公党，成为为数不多的海外致公党党员之一，他同国内的致公党组织和海外洪门组织保持着联系。

上世纪50年代，黄信祺父亲黄忠泉（左）与黄鼎臣合影

　　1962年3月，我回到北京求学，考上了北二医（现首都医科大），由于父亲的关系，致公中央领导同志对我十分关心和体贴。每逢春节和重大节日，他们邀请我到致公中央参加春节联欢，对我关怀备至。

　　1971年12月10日，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在北京逝世，我及时告诉父亲，父亲马上组织当地洪门团体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听父亲来信说当天参加追悼会的人很多，其中有以往对我们持不同立场观点的洪门兄弟也来参加，增进了团结和凝聚力。

黄信祺（左三）参加致公党云南省第一次党员大会

　　1983年4月24日，致公党云南省领导小组在云南成立，我申请加入中国致公党。入党申请审批下来后，我十分激动，马上向在天之灵的父亲说：“爸爸，我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致公党员，我将继承您的遗愿，为致力为公事业奋斗一生。”

黄信祺与黄鼎臣合影

　　1986年2月初，时任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黄鼎臣专程从北京来到昆明参加本党省委筹建工作。当时我十分荣幸担任了黄老的随身保健医生，同他老人家相处了8天多，黄老当时已86岁高龄，患有冠心病、肺气肿、动脉硬化、高血压，来到昆明又出现高原反应。他不辞劳累、干劲十足、一丝不苟，白天黑夜忙来忙去，很少休息。有一天吃晚餐时他突然病倒，恶心呕吐，可把我忙极了，来回跑医院数趟，做心电图、吸痰、输液、打针，病情稍稳定后，他老人家又到处忙碌，在黄老的热情关怀和鼎力相助下，1986年2月19日，致公党云南省委在云南这块红土高原上诞生了。黄老回到北京，给我来了几封感谢信及合影照片，他老人家亲自给我题词《团结奋斗  振兴中华》。黄老的题词和合影相片至今我仍悬挂在客厅中央，黄老去世后我写了纪念文章刊登在《云南致公》刊物上。

1986年4月11日黄鼎臣写给黄信祺的书信

1992年1月26日黄鼎臣寄给黄信祺的贺卡

　　加入中国致公党后，我没有辜负先父和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期望，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参政议政，先后担任了致公党昆医支部主委、致公党省委委员，参政议政委员、省政协委员等，还参加了中国致公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先进分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百岁良医、医学泰斗蓝瑚教授指导黄信祺看病

　　退休后，我一直以“我是一位致公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遵纪守法，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

2015年，参加血写的历史——日军罪行图片展

　　今天，我能取得一点成绩与致公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同志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我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身退心不退，我将继续同曾经为中国致公党云南省委的发展做出无私奉献的老党员、老同志们学习，向他们致敬，同他们一起继发余热，发扬“老骥伏枥”精神，为振兴中华，为祖国更美好的明天，为致力为公、侨海报国事业做出一点微薄的奉献。

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