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少清贫，不得不靠打零工维持生活。1921年，年仅14岁的他来到厦门大学工地打工。厦门大学是陈嘉庚先生捐巨资修建的。幼小的父亲和别的工人一样领到了一块铜牌，凭借这块铜牌，他获得了工作的权利，同时证明了他与陈嘉庚先生的雇佣关系。牌子上没有繁杂的劳务条款，铜牌的作用很类似现在的劳动合同，并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工程结束时，陈嘉庚先生把所有工人召集到一起，其中包括年少的郭金荣。陈先生热情地感谢了工人们的辛苦工作，并如数发放工钱。临别时，陈先生真诚地告诉这些普通工人，请保存好铜牌，今后如遇到困难，可以凭借它来找自己，他一定会鼎力相助。在人们眼里，普通的打工者身份低微，不被克扣工钱已是幸运，还奢望日后老板相助。他和其他工人一样觉得这是老板的一句客套话，时间久了，谁还会承认，不能太当真。当时社会动荡，日子过得很艰苦，郭金荣从未打过铜牌的主意。忽然有一天，他收到遥远的印度尼西亚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的父亲不幸客死在他乡。陷入巨大悲痛的父亲，决定只身闯南洋。18岁那年，他怀揣着铜牌，以在船上打工抵船票的方式踏上茫茫的出洋路。世事难料，船到新加坡后不再前行，异国遭弃，举目无亲，流落到街头的他，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际，他记起了陈嘉庚先生当年的承诺。陈先生是企业家，自己是个流浪汉，身份天壤之别不说，经过多年的岁月冲洗，人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领到铜牌的工人众多，他能够一一兑现吗？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了新加坡陈嘉庚先生的公司。陈先生丝毫没有怠慢这位遇困青年，热情接见了他，并信守承诺，马上派人买了去印尼棉兰的船票。并叮嘱手下工作人员好好照顾这位远方的青年。危难之际获得重生，郭金荣心灵深处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自己这样一个小人物，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可见陈先生高风亮节，诚信友善绝非虚名。父亲怀着一份感恩之心，暗下决心也要做一个陈嘉庚式的人，让诚信友爱之花播撒人间。郭金荣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始终以陈先生为座右铭，重情守诺，逐渐在印尼三宝垄树立起很高的威望，并成功当选为三宝垄新友社主席。新友社在当地是个进步华人组织，郭金荣出资出力，还参与创办了义务学校。郑曼如先生评价父亲如是说：“郭先生是一个积极勇敢的社会工作者，他在爪哇三宝垄担任过当地进步团体新友社的主席，并曾领导社友进行华侨社会与反动势力斗争的爱国民主运动，出钱出力，贡献殊大。”父亲在当地侨界的影响力巨大，以至于在连选为新友社主席时，何香凝女士从国内还发来了贺电。1949年10月，当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全家人兴高采烈。父亲从香港亲人寄来的杂志上看到了国旗的样式，立即自己动手制作了多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并决心让他们飘扬起来。1949年12月27日，正直荷兰NIKA殖民政权移交予印尼联邦政权的大好日子，新友社决定号召社友及校友当天在住家及社所升挂中印国旗以表庆祝。父亲率先在自己门上挂了一面五星红旗，并叮嘱母亲一定要保护好不能让它受到任何破坏。随后赶赴新友社，准备在那里升起五星红旗，让更多的华人感受到祖国的伟大。

　　郭金荣离家不久，警察就气势汹汹来到家里，欲强行摘下五星红旗。警察原以为很容易唬住这位柔弱的主妇，没想到母亲毫不退缩以理相据，驳得来人哑口无言。年纪尚小的我们依偎在母亲身边对妈妈的勇敢行为既惊讶又钦佩。

　　据垄川新友义校教师陈有德在《一九四九年垄川市升旗回忆录》中写道：“……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海外华人华侨非常高兴，感到从此可挺胸站起，不再被人欺凌了。在新友社升旗行动同样受到干扰。郭金荣交待陈有德和萧瑶壁挚友在当天清晨6时在社所前楼升挂中印国旗，下午6时降旗。当天有关社友的住家也照样升挂中印国旗。大家看到五星红旗首次在垄川市飘扬，非常兴奋。不料垄川警局三次干涉到新友社下令降旗，都被护旗小组拒绝，并表示如果警员亲自强行降旗，一切后果应由警局负责。结果警员不敢降旗，扫兴而归。当天新友社考虑到情势不妙，下午3时，郭金荣主席由陈有德陪同前往Dibya.puyi大旅馆会见雅加达派来的联邦中央政府官员，要求妥善处理升旗事件，该官员派其属下一位年轻华裔联络员带我们前往CANDI垄川联邦警察住家会见警长，当时会谈如下：

　　郭主席：今日我代表新友社及垄川华侨觐见阁下，要求妥善处理所发生的升旗事件，我强调今日我们是为庆祝移交政权而升中印国旗。

　　警长：居留印尼的华侨要升挂中国国旗，只要并升印尼国旗本无问题，但今日新中国与印尼尚未建交，因此今日华侨升挂五星红旗就是犯法，你即刻降下五星红旗。

　　郭主席：阁下别忘了，联邦中央政府总理隆姆（ROEM）阁下已表示承认新中国的诞生，并声明不久可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今日我的升旗的做法应该不算犯法。本日警局迫令降旗是不尊重新中国的诞生，伤害中国人的感情。我热爱印尼，也热爱新中国，就是砍下我的头，也不能在未到时降下五星红旗。今天的升旗事件由我全部负责。

　　警长见郭金荣主席态度强硬，沉默片刻，叫我们随他前往JOMBIANG第二警局，他要在那处理移交政权的工作。声言，可当时答复我们的问题。我们在第二警局等候答复，直到下午6时，并无下文。郭主席便从 警局通电话，下令在新友社的护旗小组自行降下中印国旗。当天晚上7时移交政权工作结束，警长通知我们可返回新友社，不再提升旗犯法的问题。我们返回新友社社所只见护旗小组成员雀跃欢呼，大家表示虽然大部分华侨住家未到时降旗，但在社所前楼升起的中印国旗却整日迎风飘扬，值得庆幸。对我来说，当日能担任在社所首次升挂五星红旗的旗手非常激动、自豪……。”

　　1951，为了响应祖国的召唤，怀着一颗炽热报国心的郭金荣放弃了在三宝垄的优越生活，带着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何英的亲笔信，携全家踏上归国之路。回国之后，父亲接受重任，被安排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汽车修理厂工作，很快成为汽车运输部的总工程师，多次被评为总后勤部先进工作者，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那段日子，他经常登上青藏高原，在条件艰苦的汽车团调研，解决汽车在高原运输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他技术高超，往往侧耳一听，就知道毛病在哪，每到夜晚，他伏案疾书，总结经验，把自己掌握的修车技术尽可能地保留下来。由于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患上重病。弥留之际，他仍不忘陈嘉庚先生的恩情，嘱咐孩子永远记住为人处世最重要的是爱国与诚信。1961年郭金荣去世，此时他已归国10年。消息传到三宝垄，许多人悲痛万分。新友社为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称之为“英雄楷模”，这是对他一生的评价，可见他在众人心中的地位。一块铜牌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造就了一个人的伟大人格。可贵的是郭金荣的后人没有忘记这块铜牌，继续在爱国诚信的道路上不懈追求。

　　（作者系致公党北京市西城区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