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0日，北京大学举行隆重的教师节庆祝大会。在会上，我荣幸地与其他9位老教授共同获颁北大教师的最高奖——蔡元培奖，这个奖项被视为北大的终身成就奖。 

　　站在领奖台上，面对这么大一份荣誉，我心情反而很平静。我出生海外，少年归国，青年时代起就扎根北大，中年后又加入致公党，建言议政、参政兴国。在外人看来，我的经历多姿多彩，然而回头望去，不过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青春岁月投身革命归祖国 　　

　　清末民初时期，由于生活所迫，中国东南沿海很多居民向东南亚一带迁徙。我的祖父罗朝助也加入了“下南洋”的大军，途经缅甸，最终落脚在新加坡。那时候的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

　　1934年3月15日，我出生在新加坡。我是家里的长子，父亲罗端萄和母亲陈秀兰对我的期望很高。那时生活虽然清苦，但是充满了孩提时期独有的乐趣。我所生活的裕廊乡下到处是湿地、山丘、茂密的树林，有大片的橡胶园和椰子林，木屋掩映在高大树木之间，村民们过着质朴简单的乡村生活。童年的记忆总是特别难忘，种菜、捕鱼、看社戏，还有令人垂涎欲滴的各种美食，沙嗲、鱼丸、萝卜糕……最难忘的当然是母亲最拿手的椰子味的九层糕。

　　平静的生活下暗流涌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国内抗战形势日益严峻。广大华侨人在海外，心系祖国。新加坡华侨人口密集，是南洋华侨抗日运动中心。著名侨领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动东南亚800万华人，为中国筹集了约合4亿余元国币的巨额外汇。我的父亲和伯父虽然收入微薄，但同样积极捐钱捐物支持国内抗战。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攻占了新加坡，对当地支援国内抗战的华人展开了疯狂报复。我的伯父同许多进步人士及热心华侨都惨遭日军杀害，父亲则逃亡印尼。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人们生活普遍困难。加之日军在新加坡推行奴化教育，强迫学生学习日文，于是我不再上学，离开家到集市上的自行车铺做帮工，贴补家用。那年我还不到十岁，虽然年纪很小，但是家人、邻居受害的经历以及这期间的所见所闻使得我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也慢慢和当时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士及进步组织走得很近。我年纪小，不引人注意，经常帮助抗日人员、游击队员捎带物资通过日本人的关卡。后来我顺理成章地加入了进步组织的外围组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英国迅速回来接管了新加坡，但是人们的生活并没有获得改善，有识之士开始进一步思索新加坡的未来。进步组织在日本投降之后，曾与当时的英殖民当局有过一段短暂的合作期，但很快被英殖民者宣布为非法，进步活动再次转入地下。

　　1950年1月，我考入南洋华侨中学初中部学习，这是当时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最顶尖的华校，也是岛内进步势力最活跃的一所学校。进入华中后，我很快与郑万英、王清泗等进步同学接上了头，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由于受到当时国际共运思潮影响，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大规模学潮和暴力活动。我因为个子高、目标大，组织上没有分配我从事暴力活动，那一阶段我的主要任务是从事进步宣传，组织和联络学校里的年轻人。即使这样的活动，危险也无时不在。 

　　1951年4月14日，我在上学路上遭遇抽查，书包中的进步传单成为所谓“罪证”，我被戴上手铐推上警车，我被捕了。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其实我早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当时把警车叫做“棺材车”，如果一旦看到它停在学校钟楼前，就会立刻从后山逃走。我是在上学路上遇险的，在被捕并被关押一年多之后，英殖民当局借口我的出生证丢失，决定将我驱逐出境。

　　红灯码头是新加坡早期的著名地标，自1933年建成以后，它就担负着海路运输、迎来送往的重要使命，见证着新加坡的近代历史。当年我的祖父在这里登陆，在新加坡扎根下来。抗战时期，一批热血青年从这里启程返回祖国，共赴国难。1952年7月22日，我与王清泗等其他难友一起从这里登船，离开新加坡，驶向中国大陆。那一年，我刚刚满18周岁。

　　我心中虽然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不舍，我出生于此，成长于此，亲人们也生活于此，但是同时我心中也涌动着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祖国建设的万丈豪情！

　　青年时期的罗豪才  

　　人到中年 结缘致公党启新程 　　

　　回到国内后，我从汕头到广州，再到无锡、北京，一路走来，有欢欣，也有挫折。祖国建设经历了波折，我的个人发展也经历了起伏。自从1960年在北大法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我一直坚守在我最热爱的教师工作岗位上，为祖国教育事业做着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发展走上正轨，我的个人事业发展也进入了黄金时期。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侨联副主席、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副组长。由此可见，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这个时候，新的机遇又再次悄然而至，我也面临着人生的又一个重大选择。

　　20世纪90年代，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著名“侨党”——致公党的两位领导人董寅初主席和杨纪珂常务副主席来找我谈话，邀请我加入致公党，壮大致公党队伍，为党派发展出一份力，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

　　对于致公党，我其实并不陌生。致公党是团结广大爱国华侨、侨眷、海外华人的重要组织，是维护华侨权益、致力祖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早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就知道致公党。回国后，华侨身份和多年从事侨务工作的经历使我与致公党有了更多接触。我的亲人、朋友中也有不少致公党员。当年和我一起在新加坡坐牢、同船回国的好朋友王清泗也加入了致公党，而且他在致公党上海市委会创立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做好致公党工作，我也有自己的优势；加入致公党将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支援国家建设；在党派这个平台上，我也能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1992年1月4日，我光荣地加入了致公党。1997年11月，我当选为致公党中央主席。

　　2005年6月，罗豪才在安徽大别山地区进行扶贫调研 　

　　世纪履新  “五侨”协作创新篇 　　

　　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各有特点和优势。保持和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是参政党发挥自身作用的重要方面。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有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为主的参政党，特点和优势都离不开“侨”。 

　　我自己就是华侨，回国后又长期从事侨务工作，所以对“侨”这一块工作是非常熟悉的。早年在无锡读中学期间，我就是学生会干部、江苏省青联委员，为侨生利益奔走。到北大读书的第二年，我成为校学生会和团委华侨工作组负责人，大三时我当选为北京市侨联委员。当时经常需要从北大进城参加市侨联会议，时间太晚就借住在侨联小小的办公室内。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我协助学校办起了华侨食堂，落实国家的“适当照顾”政策。当时全校共有华侨学生和教师三百多人，没有一个以困难为由申请出国。在我留校任教和成为系、校领导后，又在入学、工作分配、出国探亲、派遣留学人员等问题上，为维护归侨侨眷的正当权益做了大量工作。

　　在加入致公党之后，我一如既往把维护侨权、增进侨益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位置。对如何推动侨务工作顺应时代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也一直在思考。

　　1998年，我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与各方面涉侨机关联系更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我达到个人事业的最高峰，同时也感受到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我想，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致公党中央、全国侨联等中央“五侨”机关虽然各自职责不同，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同，但工作对象、目标和任务都是一致的，有必要加强几家涉侨单位的合作。侨界要大团结、大联合，把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我国侨务工作深入开展和侨务法制建设。本着这一思路，我与国务院侨办主任郭东坡、中国侨联主席杨泰芳等侨界领导人谈及此事，大家一拍即合。

　　2006年3月，罗豪才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上作政协提案情况工作报告 　

　　1999年2月，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次中央“五侨”联席会议顺利召开，我主持会议，“五侨”部门领导和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均出席。中央“五侨”联席会议制度从此形成，由五个侨务部门轮流承办会议。除中央“五侨”联席会议外，“五侨”办事机构也召开会议，协商研究解决有关问题，密切往来，信息共享，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2001年1月，“五侨”联动，一起视察广东、广西华侨农场，并于数年内多次调研华侨农场这一特殊产物，集中向国务院建言，推动了华侨农场的转型和发展，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维护了归侨侨眷权益。

　　这种合作机制一直保留下来，至今已经将近20年，硕果累累，地方“五侨”组织也纷纷效仿，侨务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新时期 民间外交凸显成效 　　

　　致公党的历史有其复杂性。致公党最早是在海外成立的，前身是海外洪门致公堂，而海外洪门本身鱼龙混杂。作为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参政党，致公党如何处理与海外洪门的关系，既要找准自身定位，又要处理好、利用好海外洪门这一重要资源，是直接关系致公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课题。 

　　在充分学习领会国家有关政策和深入了解致公党历史的基础上，经过与党内外各方人士有效沟通，我逐渐明确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准则。我坚持一点，既不能把二者简单等同，也不能完全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致公党与海外洪门有历史渊源，是朋友。海外洪门人士大多有爱国精神，讲忠义，讲共济、共助，双方可以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但另一方面，致公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参政党，不是洪门组织，更不是洪门老大。要认识到，洪门组织的情况比较复杂，既要多做工作，又要保持慎重的态度。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台和侨务工作的方针，致公党在统战部、外交部等的支持和帮助下，不但注意做海外爱国侨团的工作，还凭借与海外洪门的历史渊源关系，与未建交国家开展适当的民间外交活动。在与海外传统侨团交往中，注重突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纽带和联系作用，广交朋友，深交朋友。在与未建交国家政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过程时，注重介绍和宣传我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点，有的放矢，成效突出。2001年7月，我们邀请中南美洲未建交国家巴拉圭议员代表团来华访问，代表团在华期间受到了李鹏委员长的接见，与有关部门进行了广泛接触，取得了积极成果。目前，致公党中央与地方组织已经与世界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社团建立了友好联系与往来，大力推进民间外交，推动未建交国家工作开展，大大拓展了我国对外交往和国家发展的空间。

　　新挑战 留学人员不忘中华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每年出国留学人员数量不断增多，在国家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做好党派工作，对内讲，要维护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国内的正当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合理要求，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同时要团结和引导党员及归侨侨眷，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各显其能，各展其才，在各行业建功立业。对外讲，则要积极开展对海外华人华侨的联谊活动，广交朋友，做好经济、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引进工作。而开展海外联谊活动，既要继续与传统侨团和人士保持联系，又要结交新朋友，拓展联谊的空间，加强与高层次人士，特别是海外留学人员的往来，做好他们的工作。要关心海外留学人员生活，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归国创业、为祖国服务。 

　　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任不久，我就组织致公党中央调研组走访国家科技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单位，并对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大连等地的“创业园”这种国家吸引留学人员服务祖国的新形式进行考察调研。在1999年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致公党的发言《筑巢引凤，精心培育，促进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健康发展》，指出留学人员企业群体必将发展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人才、技术的一个重要辐射源，并对创业园的发展提出积极建议。这一建议引起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高度重视，并专门作了“数额不大，意义重大，应支持”的批示，科技部和教育部也都作了高度评价。留学人员问题成为致公党参政议政的重点领域和课题。鉴于致公党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和影响力，全国创业园年会特意聘请致公党中央作为其特邀会员。在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致公党中央又提出《关于促进留学人员创业园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的提案。2001年1月，致公党同其他几家涉侨组织到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园进行了春节慰问。海外留学人员工作已经成为致公党工作的新领域、新亮点。 

　　从事侨务工作，免不了有很多迎来送往。在多次出访、接待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随着一代华侨人的老去，新一代海外华人不断成长，但海外年轻人更多成为“白香蕉”，虽然是华人的外表，但是跟国内联系越来越少，对中华文化不了解、没感情，与“根”的联系少了。我意识到这一问题将成为致公党和我国海外华侨华人工作的新挑战。于是我提出要关注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要更多关注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要加强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的工作。一方面鼓励海外侨胞积极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华文教育，努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使关心侨团事务、关注祖国发展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争取侨心支持，涵养侨力资源。2004年，致公党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加强海外侨务工作，促进华侨华人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胡锦涛、贾庆林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作了重要指示。 

　　新愿景 海西建言促统一 

　　福建是我国著名侨乡，也是我的祖籍地。我在回乡探亲、调研过程中，当地领导和有关人士向我介绍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初步构想，即以福建为主体并包含周边地区建立一个跨区域经济带。我深入了解后意识到，这一宏伟蓝图的实现，不但将大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有助于大陆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合作，促进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2004年我率全国政协常委视察团赴闽考察，对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作了系统、深入研究，想法逐渐成熟，规划不断完善。在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我们在调研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建议。胡锦涛、贾庆林同志对此也都非常重视，作了详细、具体的批示，大大推动了海西建设。2006年两会期间，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发展的字样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一五”规划纲要中。2007年，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写入中共十七大报告中。2009年《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海西建设稳步推进。

　　2006年9月，罗豪才在厦门出席首届“海峡西岸经济区论坛”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不但是加快传统侨乡福建发展的重要战略，拓展了福建发展空间，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全国区域经济布局的完成，为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提供了一条快捷通畅的对外开放战略通道。更重要的是，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将进一步促进海峡两岸经济紧密联系、互动联动、互利共赢，提高台湾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回顾我所走的每一步，从加入进步组织到被捕入狱，从返回祖国大陆到投身教育事业，从静坐书斋到深度参与国家法治建设实践，从参与侨务工作到加入致公党，有偶然因素但也有着必然性。在我看来，从事什么行业、做到什么位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把一生奉献给人民、奉献给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了无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