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罗豪才主席以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致公党第一位在国务院部委和“两高”领导班子中担任实职的党员。此时的他，更多的还是以北京大学副校长、法学教授、宪法行政法专家而享有盛誉。在那个时期，关于中国致公党，社会上许多人知之甚少，提起来一脸茫然，甚至连“致公”二字都搞不清正确的写法。谈及统一战线、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很多人的反应是既似曾相识，又语焉不详，总想到中国现代史里寻找记忆。面对凡此种种，罗豪才主席深感自己重任在肩，他不遗余力地在各种场合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介绍中国致公党是如何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道路。他不止一次地以己为例，说明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实职，是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框架下参加国家政权的重要方式。他也多次强调，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实职，并不是代表某个党派固化某个职务，一个实职岗位可能是致公党员担任，也可能是其他党派的代表人士。他的现身说法，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中国致公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最高人民法院五年的任职经历，不仅为罗豪才主席从事的法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也让他对新时期中国致公党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更好地发挥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他当选中国致公党主席之初，针对致公党人数不多、知名度较低的状况，发出了“党的规模小声音不能小，党的人数少作为不能少”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致公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参政履职的热情。他根据“既要有数量更要重质量”的组织发展方针，亲力亲为做代表人士的工作，并不遗余力地推荐他们到政府和司法部门任实职。在他担任中国致公党主席期间，致公党先后有三位党员在国家部委任实职，还有四位致公党省级组织主委在各自省份任副省长。越来越多担任实职的致公党党员，不断向世人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丰富着中国致公党参加国家政权的内涵。

　　罗豪才主席深谙统一战线团结大联合主题的精髓，充分发挥涉侨参政党的特点开展“侨”“海”的工作。他积极弘扬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最大程度地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带领致公党与包括洪门在内的海外爱国侨团建立了联系，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把海外留学人员、新华侨华人和华裔新生代纳入视野，并有针对性地开展联谊工作。在他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致公党充分利用与海外洪门的历史渊源，积极探索与未建交国家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国家外交部门的工作。在弘扬大团结大联合这一主题的同时，他注意把大团结大联合作为开展工作的手段，积极倡导中央五家涉侨单位建立联席会议机制，使“五侨”单位间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工作互动，共同做好涉侨工作。时至今日，这一机制仍为中央和地方的“五侨”单位沿袭下来，继续发挥着作用。他曾无数次带队与有关单位开展联合调研，促进了各单位间的团结，凝聚了力量、发挥了合力。他率领全国政协办公厅和致公党中央开展的关于“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调研，在海峡西岸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也曾多次率领中央“五侨”单位到华侨农场慰问归难侨，为解决华侨农场归难侨的生产生活问题殚精竭虑。

　　罗豪才主席是中国致公党杰出的领导人，同时也是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他经历的时代是新中国法学研究日益繁荣的时代，也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大发展的时代。时代的需要和高度的使命感促使他把这两个角色很好地融为一体，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范例。在他所从事的公法基础理论和软法的研究对象中，人民政协的章程和民主党派的章程赫然在列，这无疑是源自他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实践的深层领悟与思考；而他丰硕的研究成果无疑也是对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理论贡献。

　　罗豪才主席毕生追求真理、酷爱学习，即使在重病期间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出于“为师者勤教不辍”的本色，他总是教育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在他的影响和感召下，致公党中央机关学习风气蔚然成风，一年一度在致公党中央和各省级组织机关举办的论文竞赛，成为弘扬民主党派自我学习、自我教育优良传统的模范例证。

　　我曾经荣幸地在罗豪才主席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得以近身就教，实在是受益匪浅。他的谆谆教导，时时萦绕耳边，他的言传身教，引导我逐渐成长为一名统战干部。此时此刻，回想起当年那一幕幕画面，真是难以忘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罗豪才主席的高尚风范和他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做出的不朽功绩，将永远是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