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23日，中国致公党名誉主席董寅初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5岁。董老去世后的第四年，他的家乡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三河镇三级政府为其修建了“董寅初故居”。2013年4月又在故居开办《爱国侨领董寅初事迹展览馆》。今年是董老百岁冥寿。谨撰此文，以志纪念。

　　一、董老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董老从一个爱国青年成为著名的爱国侨领，是那个时代爱国青年成长过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他和肥西人民引以为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著名的爱国将领孙立人等都是三河镇人，他们从不同途径走向共同的目标——振兴中华，热爱祖（籍）国，并为此贡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董老于1915年9月20日出生在肥西县三河镇。他出生和成长年代的中国积贫积弱，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在青年时代，董老便立下“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为驱除日寇、振兴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誓言，并孜孜不倦地在寻找拯救祖国于灾难中的途径。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期间（1934-1938年）董老就和部分同学发起成立交大救国会，并被选为救国会执行主席，积极组织各种抗日爱国活动。大学毕业后，董老经香港于1939年8月应聘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任《天声日报》编辑，1940年创办《朝报》任经理兼总编辑，撰写大量文章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推动海外华侨的救亡运动。1942年12月，董老被侵占印尼的日寇逮捕入狱，直到日寇投降始获自由。刚获得自由的董老立即奔走在各华侨社团之间，推动华侨社团的团结，促成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的建立，任总会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维护华侨权益。

　　1947年，董老作为印尼著名的建源公司代理人被派驻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解放军战士悄无声息地露宿在细雨中的马路边，以及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令他十分感动。这一切都使他对共产党由敬畏且不熟悉，转为产生亲切感。他深信这是人民的党，是带领中国走向光明、进步、繁荣的党。董老从中国共产党身上找到实现青年时代梦寐以求的救国强国的道路和力量。于是他便毅然决然地选择定居上海，要为浴火中重生的新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1956年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董老被选为领导人之一。从此，董老以他炽热的爱国之情，积极协助政府贯彻落实侨务政策，热情为归侨侨眷排忧解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鼓励海外华侨为祖国、为家乡出力。他自己也曾多次捐献巨资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改革开放后，董老又以他崇高的爱国情怀感染了一大批侨界人士，使之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无愧是有着广泛影响和崇高威望的爱国侨领。可以说他是用毕生的实践，诠释着爱国主义的真谛，使爱国主义有了非常具体的内容。

　　二、董老是中国致公党卓越的领导人，德高望重，在致公党内享有极高威望。他躬身实践把自己一腔热血和报国真情都倾注在新时期致公党的发展上，为新时期的多党合作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统一战线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1980年董老加入了致公党，同时受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委托，组建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并为完善初建时期的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作了大量基础性工作。1983年11月他当选为致公党第八届中央副主席。1988年和1992年又连续当选第九、第十两届中央主席。特别是1988年，董老在致公党“九大”的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向全党发出“全党都要致力为公”的号召。就是这一句“致力为公”，顷刻风靡全党，成为凝聚全党力量，开拓奋进的响亮口号。1993年3月董老当选为全国政协第八届副主席后，作为参政党的代表性人物，他满腔热情致力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作为涉侨参政党的领导人，董老始终秉承致力为公的宗旨，时刻关注海外侨情，多次提出涉侨建议，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重视，为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及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侨务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董老还十分重视致公党的自身建设和健康发展，呕心沥血，赢得了广大党员的衷心拥护与爱戴。

　　新中国建立后，董老尽管经历了许多曲折，特别是在“文革”中遭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坚信：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祖国统一；只有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中，董老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诗言志，上世纪80年代末，董老曾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坚信和深情。诗曰：肝胆相照暖胸怀，荣辱与共春又来。白发童颜竞献策，振兴中华喜颜开。

　　三、董老用毕生的精力书写了一幅爱国为民、致力为公的不朽人生长卷。他的坚定政治信念，爱国奉献精神，严谨求实态度，平易近人作风，俭朴无华情操，光彩照人，永远值得后人学习、传承、光大和缅怀。

　　余生也晚。1989年10月我到致公党上海市委会任职时，董老已经到中央主持工作。1993年8月以后，我的主要工作又先后转到市政协和市社会主义学院。我和董老接触时间虽然不长，但作为上下级又因为董老家在上海而和他有过一些工作交往，深为他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所感染。尽管他对工作要求很严格，但从没有对其下属工作中的一些不周和不足之处发过火，而是充分尊重和先倾听下属意见，循循善诱，从正面积极引导。在专职秘书配备前，董老通常是自己打电话或写信嘱咐上海市委会处理一些事务。他崇尚节俭，常常充分利用背面还可书写的“废纸”，亲手书写嘱办的事。不是下达“命令”而是常用“商酌一下”、“请告之”之类语言，令人感到亲切、平易近人。他严于律己，为国分忧，改革开放之初他多次在美国探亲时，所进行的侨情调研发生的费用，都是自掏腰包，从不向公家报销。1984年，他曾“随黄鼎臣主席率领的中国致公党代表团出访三个国家，节省外汇旅费一半，回国后全上交了。而为了替国家办事，为了引进外资，他常常慷慨解囊，用作必要的交际”（《上海政协报》1985年3月15日），这些看似细微的小事，却集中反映出董老的品格和修养。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董老对侨情的重视和调研。这恰恰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他在赴美探亲和出访期间十分重视对侨情的调研，在回国之后或写成文章或登上大学讲坛进行宣讲，不仅对于国门刚刚开启国人迫切需要了解外面世界的当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不容低估，而且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高校正在兴起的侨情研究、涉侨学科建设以及上海地区侨情、侨史研究队伍的形成，起过十分重要的直接推动作用。有意思的是，董老撰写的《美国华侨的历史演变及其现状》一文，于1984年被收入华东师范大学吴泽主编的《华侨史研究论集（一）》，黄鼎臣主席特地为这本《论集》的出版写了贺词。一本《论集》承载了致公党前后两任中央主席的华章实属罕见，却别开生面地为致公党侨海特点作了具体的诠释。两位领导人的身体力行，也为后人树立了实践并发挥侨海特点的典范。

　　董老对侨情调查研究的重视和取得成果，体现出董老的学术涵养和胆识。他对侨情的一些见解，至今仍对上海地区侨情的研究具有方法论的启迪。1981年10月，董老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举办的一次学术报告后例行的的座谈中说：“大家都认为广东、福建是侨乡，而上海不是侨乡，这已经习以为常了。其实上海是‘不是侨乡’的侨乡。”这个论断既突破了源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侨乡”观念，同时也第一次明确上海作为特大城市“侨乡”的独特地位，及其丰富多彩的内涵。卅多年来，上海侨情的发展和研究充分展示了这一论断的指导意义。今天，上海侨务工作正在实现从亲情侨务向地区侨务的跨越，当与董老的论断不无关系。

　　言有穷而情难终。董老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在95年的光辉人生历程中，留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为我们每一个致公党人树立了永远值得纪念和学习的榜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作者为原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

作者（右）在董寅初故居前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