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习惯于亲切地称呼董寅初主席为“董老”。1988年底，致公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我们俩先后调入致公党中央，王宋大担任副主席兼秘书长，邱国义担任致公党中央常委、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跟随董老工作十年，董老的做事为人，历历在目，其松风兰德，令人油然而生敬意，难以忘怀。
要摆到多党合作的大局中考虑
1990年元月，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颁布实施。致公党中央新领导班子的首要任务是带领本党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学习和贯彻文件精神，以履行参政党职能和自身建设各项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董老虽然已是七十余岁的高龄，仍然坚持深入学习和认真思考。当我们在认识上模糊不清和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他总是耐心地引导，希望我们放开眼界，不拘泥于具体事务中，“要摆在多党合作的大局中去考虑，很多矛盾和问题都可以解决”。多年的工作实践使我们深切体会到，有些问题局部看来可行，但从大局考虑则不然，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应该是我们参政党工作的重要原则。
致公、致公，致力为公
我俩刚到致公党中央工作，一个是从地方政府领导岗位转入，另一个是从大学教学、科研岗位转入，感到十分不习惯。当时，致公党中央人员少，经费严重不足，工作也缺少规范，特别是社会上对致公党的历史并不了解，对致公党这个名称也经常出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称谓，在致公党员中也有不自信的种种表现。致公党的前身是什么？致公党是什么样的政党？致公党的宗旨是什么？这是党内不少同志在思考的问题。董老深思熟虑，理直气壮地提出：“致公党就是‘致力为公’”，“致公、致公，致力为公”明确地阐释了“致公”的含义和致公党的立党宗旨，“致公”成为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响亮名字，对全体致公党员起到了重要的激励作用，得到了广大致公党员的认同和拥护。
“宁可慢半拍”
董老是一位政治上十分清醒又坚定的领导者。致公党“九大”后，国内现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社会上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形势较为复杂。董老常常告诫我们，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判断，要有足够的判据和全面的分析，千万不要抢拍，“宁可慢半拍”。这看似简单的语言，充分体现了董老在国内外几十年的政治锤炼中形成的稳重的政治品格。回顾以往在国内发生过的重大政治事件中，致公党中央和各级组织基本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董老老练、稳重的政治思维引领的结果。当前，以网络化、数字化技术为依托的信息化迅猛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的渗透更加直接和迅速。对于这些网络信息，既不要轻信，更不要受其影响而急于有所作为，也可以说是切不可抢拍。董老多年前的教诲也适用于今天。
“喔！我们的侨领来了”
董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担任印度尼西亚一个最大的华侨总会的秘书长，可以说是一方侨领。1979年后，他担任了上海市侨联主席，也可以说是上海的侨领。他与当时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联系较多，既是亲密友党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又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友谊。1988年底，董老担任致公党中央主席，1993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董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兼任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主任。1989年，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两位领导人又常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协商座谈会上相见。据常陪送董老参加协商会的秘书说，江总书记见到董老到会时常说：“喔！我们的侨领来了”。会议结束后，江总书记会挽起董老的手，边走边亲切交谈，将董老送出会场。
“致公党是侨党”
董老经常说：“致公党是侨党”，“侨”既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也是我们的特色。在他和副主席的共同领导下，致公党全党大力开展海外联谊。1989年底，董老代表致公党出席了美国洪门致公总堂新春团拜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90年6月，他亲自带领中国致公党代表团出访菲律宾，参加菲律宾洪门进步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这是我国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风波后，民主党派组团出访，在海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此后，致公党中央又组织了规模较大的中国致公党访问团，应邀参加全菲律宾第二届洪门昆仲恳亲大会。1993年，致公党邀请澳大利亚洪门民治党、大溪地致公总堂和中华会馆访华。1994年又邀请秘鲁洪门民治党总支部、澳大利亚悉尼致公总堂访华。特别是1995年10月，致公党成立70周年之际，致公党中央邀请了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牙买加、墨西哥和菲律宾等7个国家15个华侨华人社团来京参加纪念活动。在董老的领导下，致公党的海外联谊遍及南北美洲、欧洲、澳洲和东南亚各国，海外联谊前所未有的高潮。
建设团结和谐的中央领导集体
董老以其深厚的大局观念和宽广的胸怀，致力于建设团结和谐的中央领导集体。由于一些客观原因，董老不在北京的中央机关驻会，较多时间工作、活动在上海，致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常务副主席和其他副主席承担。由于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够健全，中央领导班子中又大多是新任、再加上我们的联络协调工作不到位，工作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遇到这些情况，董老总是既坚持原则，又顾及工作大局，自己承担责任，并与其它领导同志促膝谈心，交换意见，在充分尊重驻会领导人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努力促进致公党中央工作的健康发展。我们深深感到，在董老的领导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气氛总是祥和的、愉快的。
朴实无华的大家风范
董老的至亲好友中，有很多是国内外地位很高的人士。董老的岳父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学家杨度；他女婿的父亲是著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田长霖先生；董老在苏州东吴大学读书时，曾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同学，并同住一室的上下铺，两人建立了友谊，新中国成立后还有书信往来；抗战期间，董老在印度尼西亚与著名的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共办了《南洋商报》等报刊，在华侨中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董老对他这些显要的社会关系，从不提及，更不炫耀，充分显示出一位朴实无华的大家风范。
为上海浦东开发献计出力
正当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着力研究浦东开发之时，董老接受当时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的委托，代表汪市长赴美国旧金山，拜访著名的桥梁专家林同炎先生，请教对浦东开发的意见、建议，并将林先生的意见、建议转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我们有幸在上海万国公墓民主党派人士遗物陈列室中，看到了陈列室中展出的林同炎先生提出意见、建议，由董老执笔起草的对浦东开发建议的手写稿。在手写稿上略带潦草又多出修改的字里行间，我们仿佛感受到了两位爱国华侨积极支持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深深之情。我们将这份珍贵手稿的复印件，交给了重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在致公党的展台中展出。
“我只做到先公后私”
董老在一次随意的聊天中说：“大公无私可以作为一种倡导，我只做到先公后私”。在公、私的界限上，董老是有口皆碑的公私分明，甚至是公而忘私的模范，他在与社会各界交往时总是谦恭低调，在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和同事之间的关系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年到外地修养时，当地接待的同志说，董老带的随行人员最少。对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总是那样和蔼可亲，在北京参加（或主持）会议结束后，有时他还自掏腰包，请工作人员聚餐。面对董老的如此种种，我们还能对工作中的事斤斤计较吗？每思及此，发自内心的对董老的感佩之心，至今犹存。
(作者系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原秘书长)